任国梁心里纳闷,却还是站起来,淡淡说:“哦,原来你们认识,我也㊣(4)就不作介绍了。卢云燕同志你有什么事吗?”
卢云燕把手里拿的几张纸递过来,说:“任首长,局工代会的穆主任通知准备的那份材料我已经写完了,请您过目。”
“好,放在那儿吧。”
陆秉安把卢云燕送出去,转身回来后,任国梁“呵呵”笑着说:“小陆,你年纪不大,手可不短呢,竟然够到纺织厂来了。说,你是怎么认识她的?”他话里面的“认识”两个字说得很重,明显地表示着另外一种含义。
“我要真能‘认识’她就好了。”陆秉安苦笑着说:“人家是未来市革委会主任的千金,我……”
“什、什么,你说什么?”任国梁打断他的话,说:“她是卢宝川的女儿?!”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陆秉安的眼睛睁得老大,他的惊讶丝毫不比任国梁逊色。
以后陆秉安又说了些什么任国梁似乎根本没听见,甚至于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他走的时候自己是坐着没动还是把他送到了门外,所有这些都记不清了。其实,那一切都没有记清的必要:一切都无所谓,关键的问题是卢云燕……
在进驻纺织厂执行支左任务以后,任国梁便恍惚感觉到自己的人生道路很可能会因这次任务的执行而发生变化,他为之一连几天失眠,辗转反侧,虽然始终没㊣(5)得出什么结果,却悟出了一个道理,无可否认,外在事物势必铸成了大部分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努力虽然也可以改变他的境况,但真正彻底改变他的境况的却是冥冥之中的命运。而这命运则是机遇。他也曾理顺过一些事件,他所在部队的一个姓刘的团长在南下时是个连长,渡江后进军云贵,剿匪作战,屡次立功。而后又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鏖战两年之多,几度出生入死,直到现在好不容易才熬了个团长。而当年他的副连长,却因在渡江后解放一个城市的战斗中负了伤,无奈转入地方,当了军代表,军管解除后,留在那儿工作。同样是二十几年过去了,那个当时在他手下表现得实在不怎么样的副连长已经是个地师级的市长。而他却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团长,除了宿舍里的一对柳条箱,几乎是一无所有!
“一个人的荣辱,高下与他对革命的贡献,做了多少工作绝不是成正比的。”任国梁如是想。
卢云燕的出现,不,或许“出现”这个词不太合适,因为她早就在任国梁的身边。而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视却是几十分钟前的事,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她父亲卢宝川是原市委副书记,已经被‘军管会’和‘左派’革命群众组织承认了的。革命领导干部,不日之后,就要结合进‘新生的革命政㊣(6)权’,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这在他卢某人是一个命运的转折,而我又如何抓住他的这个转折,利用他的这个转折。对,这位卢云燕至关重要。我是否应当和她……显然,由于卢宝川职务的变化,她也不再适于纺织厂的工作,工作调转是迟早的事。”
当天下午,任国梁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见,利弊权衡,整整一个下午都在考虑。任国梁对任何事都不仅仅停止在思考上,他的思考只是行动的导火线。次日上午,他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卢云燕。
卢云燕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生,比任国梁还大两岁,只因为她有那样一个家庭、学历,而自己的容貌又实在难以令人恭维,才高不成、低不就,没有成就姻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父亲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受到牵连,放到纺织厂以后,一气之下,竟在婚姻问题上走了个极端:非品貌端正,政治可靠的人绝对不嫁。这对于她来讲,无疑是给自己加上了金锁铜关,再也没有去扣她爱情之门了。
当任国梁的促膝谈心由革命而工作,进一步谈生活的时候,他的殷切关怀、热情大方,乃至一往情深迅速地打开了她的心扉。及至下午继续谈心时,她几乎已经是眼含热泪了。在临下班前两个人恋恋不舍地分手的时候,她毫不勉强地答应了他㊣(7)晚上一起去看电影的邀请。当然,他们在一起看电影的时间远远没有在海边并肩散步的时间长。交往,谈情,热恋,一切都符合时代的步伐。在市革命委员成立,卢宝川荣任革命委员会之后的一个星期日,任国梁、卢云燕举行了革命化的婚礼。
果然不出任国梁所望,在“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之前,他提前转业了。苦于缺乏思想准备,他只是因为看到了“安置办”的干部们一个个趾高气扬的样子,竞向卢云燕透露了想分配在安置办公室的愿望。当然了,市革委会主任的乘龙快婿所选定的工作是绝不会落空的,只不过不宜担任一把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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