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谈的灾祸，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事、政事的滥发议论，所以在古代以及解放前的茶馆及旅店门上挂有“莫谈国事”的牌匾；二是对身边的人和事评头论足，正是这种不考虑后果的高谈阔论，惹怒了上司和同事，从而埋下了灾祸的导火线；三是在众人之中鼓唇弄舌，搬弄是非，像长舌妇一样，今天道东家长，明天说西家短，这种缺少修养的言谈，没有不遭到报复的。说话能把握分寸，说得恰到好处，是一种修养、一种水平，既不能喋喋不休，口若悬河，又不能该说话时却沉默寡言。可见，言谈能反映出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涵养功夫，要把握好分寸和态势。
祸从口出，这是一个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官场上的人自然更知道其中的利害。然而，人有口有舌，有七情六欲，心有所感，必然要宣之于口，也不能说当了官，便只能说“吾皇圣明，万岁万万岁”。无奈官场上人的喜怒哀乐，都是和仕途的穷困通达有关，而这些都是“政治问题”，是犯忌讳的，所以，官员因口舌遭祸的便特别多。
官员们由于言出祸随，也就抱定了“三缄其口”、“沉默是金”的信条，遇事唯唯诺诺，唯上是从，由那“口含天宪”、“朕即国家”的皇帝一人说了算，所以，制度下的官场便经常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
贺敦是周朝的一名大将，立有大功，因为对朝廷赏赐不公心怀不满，便口出怨言，结果被权臣宇文护逼令自杀。临死时，他叫来儿子贺若弼说：“我因口舌而死，你不能不记住！”接着用锥子将贺若弼的舌头刺出血来，以此告诫他慎言少说。
贺若弼开始还能记住，经常以“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来提醒自己，遇事三缄其口。可随着他在隋朝功劳日大，地位日高，便把父亲的告诫忘到脑后去了。同父亲一样，他也因对朝廷封官不满而大发牢骚，被免去了官职；他不接受教训，反而怨言更多，于是被逮捕下狱。隋文帝斥责他道：“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在下面散布，说这两个人只配吃干饭，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因此奏请将他处死，文帝因他立有大功，免他一死，但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你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心太猛，目无君上的心太猛。”
这的确是贺若弼的致命要害，同僚有功他嫉妒，同僚升迁他不服气。有一次，皇太子杨广同他谈起朝中几位杰出将领，问他：“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个人都是良将，他们的优劣如何？”
贺若弼口没遮拦，毫无顾忌地回答：“杨素是员猛将，但没有谋略；韩擒虎是员战将，但不会带兵；史万岁是员骑将，别的本领平常。”
杨广问：“那么谁可以称之为大将呢？”
贺若弼深深一拜说：“这就要看殿下您的眼光了。”
他自认比别人都高明，贬低一切，殊不知这样一来，既得罪了同僚，又引起了杨广的戒心。后来杨广当了皇帝（即隋炀帝），对他便十分疏远。
最为致命的要害还是最后一个“太猛”：目无君上之心太猛。在隋文帝平定江南的战役将要开始时，他便对人说：“江南倒是不难平，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出现‘飞鸟尽、良弓藏’之事呢？”明显地表示了对隋文帝的不信任。有一年，他随从隋炀帝出巡北方，在榆林，好大喜功的炀帝设置了一个可坐千人的大帐，来招待少数民族首领。这事其实和贺若弼毫无关系，他又在私下里评头品足，乱发议论，说皇帝太奢侈。这事被人告发，他被处以死刑，重蹈了父亲的覆辙。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道理谁不晓得？有时口舌的祸害危险性的确不小，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弄不好会使人丧失生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真正伤害人心的不是刀子，而是比刀子更厉害的东西——语言。说话时不注意给人留面子的习惯，不仅会伤人至深，也会给你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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