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说：“比起士兵来，战地记者可以喝酒，也可以与女人周旋，手头的钱也宽裕，要比他们自由得多，这是事实。但是，一旦进入游戏的话，（战地记者）就得自己决定自己的立场，这也可能让人变得神经错乱。而且如果他临阵脱逃的话，也不会被就地正法。这可是最难受的事。战地记者是拿自己的命运做赌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他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卡帕在此道破的一个严酷事实是，当一个战争摄影家必须在好照片与自己的生命之间做出自主性的选择时，一个真正的战争摄影家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作何种程度的挥霍与冒险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地摄影记者的生死大权其实是操在自己手中。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战争摄影家的死其实是他自己一手选择的。这种生死选择不排除追求名利的动机，但最后起作用的应该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一张好的战地新闻照片其实也是记者自己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生命价值的最后结果。他在枪林弹雨中做出了“向前”或是“向后”的决定的同时其实也已经决定了他的照片的好坏。其实，盖尔达之死早就使卡帕彻悟死的无所不在与无时不在。他的不畏生死既出自他自己的冒险性格，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以求早日与盖尔达在天国相会的自发的冒险呢？也因此，他才拒绝了女演员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1915—1982)共结连理的深愿。因为他不愿因自己选择的注定难以避免的结局而给他人带来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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