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世纪左右，罗马帝国处于安敦尼王朝统治时期，政局相对稳定和繁荣。统治者披着共和的外衣，实行怀柔政策，君主统治相对缓和。他们通过发放抚恤金、加大农业投入、对外侵略等政策来安抚国内贫民，缓解国内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编年史》，其带有鲜明共和思想倾向的内容才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包容。《编年史》又名为《罗马编年史》，共16卷，主要记载了公元14年至公元68年，罗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内容包括罗马早期时代的君王生活、统治、政治斗争、对外战争等。尽管塔西佗为封建帝制效力，但是他却是一名共和派代言人，在字里行间流露了他的旧贵族共和派思想和对帝王的憎恶之情。
他认为，只有实行共和制度，罗马公民才能享有高度的自由，他们忠勇爱国，同心协力将罗马发展壮大；然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公民的自由受到压抑，变得唯唯诺诺、因循苟且，罗马的民族精神逐渐丧失。因此，他缅怀罗马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痛恨帝制下一群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向往能够带来自由祥和的民主制度。
这部著作是塔西佗在思想和文笔上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他在西方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超然物外”、“抽离自我”等客观的治史原则，标志着西方史学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史学家的同时，他更是一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文笔简练优美、生动形象，富于节奏感。描述历史场景栩栩如生，刻画人物形象逼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书中的一些隽语警句广为流传，如“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时，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罪行开始之时是危险的，但完结了却会有好的报偿”，等等。
遗憾的是，这部伟大的著作在问世之初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而是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文学家薄伽丘的大力推崇下，这本著作才逐渐引起了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关注和称赞，俄国诗人普希金称它是“惩罚暴君的鞭子”。英国史学大师麦考莱说：“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塔西佗在历史学家中是古今无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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