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朝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他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崭露头角。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
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开中制”与长城有关。山西北依万里长城，而长城则是封建王朝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每年要有大量的银子花在驻守长城方面，皇室对于支出这笔银子自然是十分地不情愿。于是，山西行省本着为主子排忧解难的原则呈上“开中制”的奏议。意即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运输到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然后给这些商人若干“盐引”(垄断运销盐的凭证)作为补偿。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销售获利，除补偿运粮费用以外的收入归自己所有。这样，皇室就不用每年支出大笔的雪花白银来巩固边防，而商人又可以获得大量的利润。
另外，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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