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在想一个艺术家与他妻子之间的关系。艺术家在史上，毋庸置疑是伟大的；在他邻居那里，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怪人；而在他妻子那里呢？也许，是一个生活上无暇自理的邋遢孩子。蒋碧微笔下的徐悲鸿，成了一个醉心艺术、不理会家庭生活、不体会妻子感受的自私男人，中间，还在中央大学闹出了一则沸沸扬扬的师生恋，因此，蒋又给徐加了一顶薄幸移情的帽子。出于回忆录的主观性，我们断不定孰是孰非，也许本来就没有孰是孰非。一个艺术家，在探索艺术时肯定是忘乎身外一切的，否则他成不了艺术家；而艺术家的妻子在生活上，注定会更多艰辛！蒋碧微是那样一种角色，她更适合做一个官员太太或名士太太，而不是艺术家的妻子。后来的廖静文，倒天生有艺术家“秘书”与“妻子”的绿叶精神。
于是，蒋碧微做得更彻底的是独立与决绝，一承她“高山巨瀑”的性格做派。这是个比较立体难以定论的女人。私奔时的勇敢，留学时的启蒙，对生活艰辛的埋怨，在男女立场上的果断，在那个年代里做职业女性身兼三职的要强，你可以欣赏她的独立，或非议她的硬心肠、贪虚荣。至少她做到的一点是，当男人决绝无情的时候，她也做到了决绝。清醒，不做怨妇。之后，她爱憎分明得厉害。当中年徐悲鸿在病中孤苦无依拉住她的手，要求和好的时候，她竟然不心软地拒绝再离开。徐悲鸿先后四次要求和好，都无效。她对徐悲鸿的视角，到了最后是俯视的。在写徐悲鸿和廖静文相识的事时，类似于述其猥琐，这种过于强大的女性磁场，不禁让人把悲悯的眼光，投向了悲苦多疾、寻求依托的画家。
她认为徐悲鸿给她带来的是—— 一场自由的私奔和新婚快乐，多年的奔波困窘，一次背叛，先后为与两个女人订婚、两次公开登报片面声称与蒋碧微断绝夫妻关系的人格侮辱。她记住了恨，然后毅然转身，投向与她写下15万字情书、抗战期间共甘苦的张道藩——大致景况是，从三四十岁到六十岁，她一直是去做一个没有怨悔的情妇，两人在一起，不顾世俗眼光，直到张道藩的法国太太回到台湾叙旧、追究此事。她以包容的心态接待了张太太，然后退出，以花甲之年孤身度余生。
关于情感特征，我想，徐悲鸿先生是优柔反复多情的，而蒋碧微女士，则是坚决果断强大的。于是，多情反被无情恼。心慈者便感喟徐悲鸿先生的寂寥与生活得不到照料而积疾日重。除此之外，关于情感，大概是决断不出对与错的。后人无聊揣摩，望先人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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