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论攻击。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刘小枫语）。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当然，沐浴在爱情中，鲁迅也焕发出一股子少年狂。一次，在越秀山游玩，鲁迅忽然要抒发爱情与青春的冲动，他在许广平及几个朋友面前意气风发，纵身一跃，跳入身前的一个小土堆。但是结局很尴尬，他碰伤了自己的脚，一拐一拐地出来，数月难愈合——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
1929年9月，海婴诞生。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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