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代人的风度与浪漫
一
十年前，我正沉醉在魏晋风度；十年后，我又迷恋上民国风流。蓦然发现：民国，另一个魏晋时代。一样的乱世生存之痛，一样的名士如云，蕴藉名士风流。
苏曼殊“无端狂笑无端哭”，像极了仰天呼哨后穷途恸哭的阮籍；梁宗岱西装配短裤，泰然自若行走在中山大学的校园，竟如刘伶的以天地为衣、屋宇为裤。金岳霖纵谈古今时，忽然从衣领里掏出一只虱子而沾沾自喜，岂不就是活脱脱的一个阮咸？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里，高标晋人的“人格解放、神情超迈、态度恢廓、胸襟潇洒”。民国与魏晋在相隔千年的时空中遥相呼应，气脉相通。况且，“民国文化处于启蒙与过渡阶段，新旧交替，东西碰撞，孕育了最大的丰富性，产生了一大批名哲、名士、名作家。”再无一个年代，如此名士群起，俊杰横出：
如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扎着辫子，执教北大；豪宕如陈寅恪，这个“全中国最渊博的人”，以自己的一生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注脚，晚年因一颗红豆，感慨系之，“著书唯剩颂红妆”，挥笔写下《柳如是别传》；桀骜如鲁迅，满身长刺，攻击人生，却也有“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温柔一面；俊逸如沈从文，追溯人性之善，人情之美，沉醉在他的湘西桃源……
那一代人，一身的风骨与气度。在学问事业中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在心灵的跋涉中追求理想人生，点燃了一个时代的浪漫精神。
二
那一代人，爱情激荡于血液。
民国，可谓“罗曼蒂克实验期”，如同伊甸园里吃了果子的亚当夏娃，突然擦亮了眼睛，得了思想与肉身的自由，他们本着赤子之身，做着浪漫之事。他们的爱情，关乎理想，迸发生命热度，人人都是浪漫骑士。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
徐志摩的爱情宣言，嘹亮、赤诚，胜过任何一只夜莺的歌唱。他是倾尽生命的所有精气，为爱、为美、为自由。有谁这样赤子般地视爱情为全部生命、全部理想？舍志摩其谁，舍那一代人其谁？
王赓在退出三角角逐时，不忘向徐志摩与陆小曼举杯祝福；卞之琳的单恋，化作最空明的诗，装饰了爱人的风景；赵清阁与老舍之间的“第四种感情”，相惜后的叹息，当得上虚怀若谷；沈从文与张兆和经历了“红玫瑰”的侵入后，依然风轻云淡看细水长流。
即使薄幸如胡兰成，却也写出清嘉动人的《民国女子》，对张爱玲洞察若火，他始终是最解爱玲风情的人——外人岂能责怪张爱玲在爱情面前盲了眼，她属情于他，也真是结了一段同心。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慈悲是一种大风度、大胸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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