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每天八点起床,对自由散漫惯了的人真的挺困难的,起床后坐小区的专车送到地铁,然后坐地铁到常熟路站,然后再打车到公司所在的北京西路,这是比较之后最省时间的线路。如果直接打车到公司路上的拥堵没法掌握时间,但是光是这三种交通工具每天来上一遍,一个月后还没真正康复过来的我就开始退缩,怀疑我这样做的意义。还好当时的老板朱威廉苦口婆心,频频在伊妹儿里劝说,使得这一坚持才成为最后的胜利。路途上的冲锋陷阵,有时会让我有一颗螺丝钉的联想。我总是把自己想成一颗螺丝钉,要杀出重围把自己嵌进等待在北京西路的那个庞大的机身上去。
那一栋写字楼楼上楼下有无数的公司,数不清的工作伙伴。到中午和下班时分,喊外卖和送外卖的此起彼伏,从大包肯德基到上海馄饨应有尽有。上班时间人人埋头于电脑面前,msn和即时短信却分头在同事们之间互相沟通,卫生间里传播的流言蜚语,互有暧昧的男事。写字楼是把一个个可以在家做的家庭作业集聚到了一起,把像我这样的单个工作体扩散成了无数个集体工作体,浓缩,集聚,活力倍增,也事态百出,比起单个体的生活当然是要丰富多了。
2000年4-12月底,我很怀恋那一段写字楼时光。2001年元月我就搬迁到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在家单个作战的状态。那一段写字楼生活医好了我的忧郁症,从失意的底层重新浮上生活的水面,重新焕发了属于我个人的神采飞扬。但是写字楼生活真的那么健康吗?很多同事反映,他们深陷在写字楼中,和我原来的病相反,他们是失去了单独面对自己的能力,他们有集体依赖症。也就是说随时随地都想拉帮结伙,一个人在家看一本书听一首歌这样的时间很少,他们在办公室里拖的时间越来越长,喜欢在写字楼里开会探讨选题,会开完了也不散还要继续拉家常,掏心窝子,述说革命家史。集体让他们上瘾,两人世界都要退居其次,既像注了吗啡,时时为集体的创意激动,又在离开集体需要独自清醒时郁闷万分。还有人患上了电话依赖症,如果电话不响他就感到了自己被集体抛弃,好像被大家所需就建立在电话的热闹程度上。一起出去玩,有人会不断抱怨电话太多,但他其实是在夸耀自己的重要程度。我们让他关机,他表面上同意,一会儿大家吃饭他又在窗外对着手机指手画脚了。这样的人常常有肠胃疾病,常常有漠视旁人和周边环境的毛病,他的自我意识老是停留在自己和电话上。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与物都大同小异,即使在风景优美的自然之中,也看不出哪一朵花有特异之处。空气的清新他们不在意,夜晚的星空也唤不起他的惊喜。没有什么值得珍惜,这样的人同样是可怜的,久而久之,写字楼会生产出一些爱无力的麻木病患者。
我给这样的写字楼患者出的药方是暂别写字楼,去修复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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