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上的“开卷之图”
名 称：女史箴图
年 代：东晋时期（公元400年左右）
材 料：彩色绢本画
题 材：人物画。中国人物画以线条表现人物的神情为其主要特点，常把对人
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
国宝规格：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
文物价值：是目前世界上尚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专业绘画作品之一，被誉为中国
美术史的“开卷之图”。
流失时间：1860年
收 藏 地：大不列颠博物馆
流失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
曲折经历
“春蚕吐丝，流水行地，以形写神，皆出自然。”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当此巨赞者，唯有东晋顾恺之的绢画——《女史箴图》。200年前，它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如今却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深藏库房秘不示人。
《女史箴图》原画作于东晋时期，故事源于西晋晋武帝时期。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史称晋惠帝。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皇帝。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整天只懂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朝中大权尽落于皇后贾氏之手。贾氏为人心狠手辣，荒淫无度，引起朝中众臣的不满。大臣张汇收集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女史箴》一文，以示劝诫和警示，当时流传甚广。后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文章分段为画，除第一段外每段皆有箴文，各段画面形象地揭示了箴文的含义，故称《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艺术价值颇高，从问世起就一直是历代宫廷收藏的珍品，后人也多有临摹。由于年代久远，现在世界上仅存两幅临摹品，其一伪京故宫收藏，为宋人临摹，笔意色彩皆非上品，价值不是很高；另一幅就是这件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隋唐时期摹本，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这个摹本也是我们现在尚能看到的最古的画卷。它虽是摹本，但依旧是公认的画中上品，风格古朴，色泽鲜艳，末署“顾恺之画”，一直被视作顾恺之传世名画的代表作，为历代皇宫贵族珍藏。历代学者也对《女史箴图》极为看重。现存画卷上仅历代题跋签章就占据了一半版面，且每一个在上面留有名字的人都曾声名显赫。
宋代的书画艺术达到绚烂之境，由皇家编纂的《宣和画谱》中即对该摹本做了极为详细的记录。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的米芾，收藏宏富，涉猎甚广，鉴定精良，在他的著作《画史》中对这个摹本也甚为称道。明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绘画理论家董其昌，以及明代著名鉴赏家项墨林等也对《女史箴图》颇为赞赏。清朝乾隆皇帝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许多是他亲自选定收藏的，其中自然少不了这幅《女史箴图》摹本。乾隆帝甚至把它视为案头之物，在卷尾留下亲笔题字。
乾隆帝之后，皇室把《女史箴图》珍藏在圆明园中。1860年八国联军进京，洗劫圆明园。英军上尉基勇从圆明园盗出并携往国外，从此《女史箴图》神秘失踪。1903年，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女史箴图》又被另一名英国上尉约翰以区区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不列颠博物馆，国宝从此流落他乡。
时光荏苒，一百多年过去了。正所谓“盛世兴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起飞，我国富涵文化韵味的收藏市场也在蓬勃发展，古色古香的中国人物画越来越受到收藏者的青睐。然而，一直作为大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女史箴图》却从来都秘不示人。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存放《女史箴图》的斯坦因密室登记册上，只有上世纪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一直到2002年，《女史箴图》终于在中国学者谢成水面前揭起了神秘的面纱。
2002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赴大不列颠博物馆学习，被特许进入斯坦因密室临摹敦煌壁画。当他进入密室时，意外发现西面墙前有人架起了精密相机翻拍一些绘画作品，其中一人正是自己熟识的伦敦大学学者马柯士。马柯士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说起来跟他还是同行呢。于是谢成水礼貌地上前打招呼。
西墙上的神秘白色垂幔是拉开的。谢成水见到了令自己十分吃惊的一幕，在中国神秘失踪的《女史箴图》竟然在这里。西墙的玻璃罩后面挂着上下两段长卷，上半段是历代题跋签章，下半段正是现在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女史箴图》。谢成水万万没有想到，这让所有中国画家都朝思暮想的画卷，竟会如此简单而戏剧性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马柯士告诉激动的谢成水，伦敦大学和大不列颠博物馆正准备编一本《女史箴图》论文集，所以特地翻拍原作。说话间，保护《女史箴图》的最后一道屏障——挡在画前的长条有机玻璃也被工作人员卸掉了。谢先生被允许拿着放大镜对原作进行一番研究。这幅《女史箴图》是大不列颠博物馆最重要的东方文物。拿着放大镜细细观察一番后，谢成水告诉马柯士，希望做现场临摹，以便做更深入的研究。马柯士答应了，并出面帮助申请，最终得到馆方同意。一年后，敦煌绢画的研究结束时，谢先生开始了他的临摹工作。由于时间的原因，谢成水只临摹了画卷后部保存完整的近1米的画卷。
《女史箴图》的这次神秘露面震惊世界，中国也开始为流失文物的回归做出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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