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其实是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些教育的理论借鉴过来，以“人本主义”为教育理念，以“建构主义”为教学理论，这并没有丝毫创新可言。早在中国的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已经提出过“因材施教”。只不过这些中国人本该记得的东西，却让美国人先做了。
教育改革的混乱，使学校和老师茫然失措。例如赏识教育中提到：学生无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老师或学校都不能加以批评，只能表示赞赏。因为，批评学生会对他们的心灵造成一定的伤害，这是不利于学生成长的。这样一来，学生成为了不能管教的人，成为了神圣的上帝，上帝看来是不需要受教育的。
另外，学生在社会上所学到的德育教育，是只注重思想意识的灌输，忽略品德的养成，它的内容乏味、单一、过于形式化，和现实社会严重脱节使得孩子们的一些成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过于单调和缺乏阶段性，更难以对孩子产生明显的培养效果。
教师团队的良莠不齐、教育体制的缺少创新，都是造成中国教育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古代时期，教师这个职业就一直是不受尊重的。有句话叫“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尤其是“文革”时期，教师更是背上了“臭老九”的恶名。一直到现在，教师的培养院校中，除了师范院校等一些个别的名校外，大多数都是排在二流学校之后。一般学生只会在考不上重点高中或是重点大学的无奈情况下，才会委身选择中师或是高师。而且，在中国乡村中还有大批民办转公办的教师。由此可以想象得出，教师的整体素质是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最近两年，中国的高校不停地加大规模进行扩招，这使师范学院的学生更加紧缺，高师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多少，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如果学生质量继续下降，必然会导致师范毕业生质量的下降，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也将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教师的教育质量也必然无法得到保证。
提到中国的师资队伍，只能联想到两个词，就是“规模庞大”、“素质良莠不齐”，这和中国落后的教育体系是有着重要关系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行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教育事业却唯独没有任何进步，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铁饭碗”。然后，大家争相做教师，使教育界人浮于事，规模虽然庞大了，可是却缺乏创新机制。而高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更促使中国的教师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面前，表现出了明显的思想上的落后意识以及知识体系陈旧、综合素质的不全面等等缺陷。这使教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常会有不适应的感觉，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师生之间的各种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社会和有关专家应该尽快加以重视，否则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学校教育缺少了学生、家庭和社会上的支持，自然陷入了现在的尴尬境地。教师担任着教书育人的责任，可是却根本无法实施他们真正的教育职能。
在家长和社会实施的巨大压力面前，学校和教师的职能在无限扩大的同时，教育学生的本职工作却在逐渐萎缩。例如，不可以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只能进行成功教育；不能进行冒险教育，只能做平安教育；不能进行惩罚教育，只能进行赏识教育等等。
如今的老师岂敢对学生说个“不行”，更没有勇气搞一些课外集体活动，甚至连国家教育部门也命令禁止：学校和教师不得搞外出和集体活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恐怕早已被我们这些后人遗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教师的职业尊严在逐渐被鄙视之后，他们自然就会放弃自身的职责。有的学生在课堂上捣乱，如果老师把他赶了出去，很快就会被媒体曝光，背上“体罚”学生的罪名，最后不得不离岗思过。如果学校有小霸王，随意殴打同学、谩骂老师，学校也不敢对他任何的惩罚教育，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以后可能成为犯罪分子。
孔子的学生“宰予旦寝，”曾经惹孔夫子生气，于是孔夫子批评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但是这话拿到现在，就只能说明是师德不好，这是侮辱学生，应该自动离职。很多老师现在都抱着“只要教好书就行，只要不出事就行”的态度，面对学生采取的是“惹不起，躲的起”。如果有集体活动，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有甚者，将心思和精力放在了家教和讲学等其他方面，成为了拜金之奴。
该上小学的孩子，被家长甜言蜜语地劝到学校，毕业后，自然就继续上初中，等该上高中时，家长就开始威逼利诱，总之要考上重点，再考上名牌大学。这就是中国的教育现状。没文化真可怕，可是缺乏教养和道德心更可怕。如果公民的心中没有这个国家，不以国家利益为首，那么这个民族迟早会垮掉。
最近几年，名牌大学毕业生的“绯闻”不断，南大博士乞讨、清华毕业生戚柯患抑郁症当起搬运工等等，类似这样的新闻，已经成为了老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这些优秀大学生沦落的现象，将中国教育危机和社会问题暴露了出来。谈到教育，虽然觉得羞愧难当，可同时也觉得无可奈何。
教育的初衷应该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可是，现实生活中各种考试的影响下，使很多孩子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失去了基本的生存能力，性格也越来越孤僻、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无法融入到社会中。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性格古怪、高傲孤僻、有忧郁倾向的人，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这些人在学生时期，必定是家长老师眼里的“听话、乖巧、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就像戚柯那样。
在他们这些人里，都有着相似的“学历”模式，就是在家长、老师的监督和控制下，“听话”而“成绩优秀”地由小学顺利的考到了重点中学，然后高中和名牌大学，本科之后是硕士，再然后是博士，就这样上了20、30年学之后，进入了社会恍然发现自己学的东西并不实用，于是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骄傲，变得茫然无助。他们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有些承受能力强的，可以在经过调整之后，进入新的环境，而像戚柯那样的“极端情况”则无法适应。
诺斯提出的某种“路径依赖机制”，也许正是使我们面临如今这种危急状态，并不由自主地进入到目前这种教育功能异化的原因。应试教育的危害性，素质教育的好处，这些是家长老师，甚至政府官员都认同的。可是，在实际中每个人又都觉得“无奈”、“无计可施”。所以在行为上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悖论：如果你说家长们是负责任的吧，那么他们那种具有外在功利性的引导，而忽视内在功能性的教育行为，实在是在害这些孩子们；如果你说家长们是不负责任吧，可他们为了能让孩子进入重点中学、名牌大学，每日操劳奔波，这样还说他们不负责任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那些像戚柯父母的家长们，在为了拯救孩子呼喊“救救孩子”的同时，他们却不知道，正是自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局。“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有些中国父母的心不但“可怜”甚至可以说是“可悲”。他们做的一切都解释是为了孩子，可是他们从不问问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家长们只把孩子当作自己实现愿望的工具，不惜牺牲孩子美好的同年、幸福。所以家长们应该仔细想想，在教育上面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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