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人类都希望有一个和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自然，这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在我们这一生能看到的，但它终究是一个真实的目的，这就是理治社会。所谓理治社会，就是以理性来作为社会存在的标准原则——法制社会中法律是制度中心，同时附以道德。理治社会则是将法律与道德统一，以人性中的理性来解决社会中的矛盾。法律并不能完全做到真正的公平合理，而公平合理是自由、平等、博爱等各种其他理想的最基本原则。真正做到公平合理不易，在法治社会中合法不合情理的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理治的社会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经过一次革命后就完全达到上述的理想状态，有可能先是尽量做到公平或使公平最大化，进而再使社会和谐，尽力做到人尽所能，而人取所需则会是一个长远的目的，因为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告诉我们，人类永远不可能有真正满足的一刻，所以人类需要更多的理性认识和积累，逐渐克服人性中负面的。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演化过程中，一直有两点既是人类社会各利益群体的纽带，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这就是社会契约和社会信仰。
什么是社会契约呢？一直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但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黑色的语言来理解一下。
人生死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是自然规律，永远都不会改变。
人也有贵贱，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了，文明史也有几千年了，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真正做到赋予每个人完全的平等、自由。人人平等根本就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理想。所以，任何社会都在现实上存有阶级或等级，即使是今天的北欧、美国等所谓的平等、自由的楷模国家，过去、现在、将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达到绝对的平等。
每一个国家都有各种灾难，矿工、农民与航空客户死亡后的赔偿价格不同天经地义，如果你认为你死后命贱，那么你生前干什么了？为什么不抗争、申辩，如果你没有申辩，那就意味着你接受了这个制度，你的生死、贵贱也应该按照生前你与这个社会达成的契约执行，这就是社会契约。
如果非要说什么平等，这就是社会公平，契约双方力量达到的平衡点就是这个时代的平等。
下面这张表格很好地说明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与人性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如表1）
社会契约起着维系社会基本制约的作用，而信仰则维系着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需要一个信仰。信仰也许不是我们生活的坐标，它不一定正确，但一定能支配我们的行为，尽管结果不一定都是幸福的。同样，构造一个帝国也同样需要一个信仰，无论这个国家是所谓的主义国家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信仰都是构筑社会秩序、国家法律和政治结构的基础。
而当传统的信仰失去威信、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新的信仰来替代，至于这个信仰是来自于古老的民族传统还是重新编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信仰要起到稳定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领袖是担当这个重要任务的主要角色之一，也可以说是导演。
希特勒是个“天才”的导演。他是离我们最近的、企图挑战现代民主文明的人。如果说是文明的冲突，那它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希特勒明白，只有重新缔造一个信仰才能将另一个信仰一笔勾销。
在广阔的欧亚大陆，存在这样一个三角，欧洲的德国、东亚的蒙古和南亚的印度。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距离远大于他们的联系，但历史的联系往往超越人们的想像——正如西汉对匈奴的打击与罗马帝国的兴亡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其实所谓的全球化古已有之，并非今天的专利。古印度文明早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不久就消亡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文明实际上是源于雅利安人。印度的种性制度就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血统而构筑的，而这个戏剧的结果就是长期受到压抑的土著印度人创造了佛教这种普世、从命、寄希望于将来的宗教。同是雅利安人的德国如果需要寻求新的文明思想自然会希望得到印度的智慧支持。1938年，希姆莱命令5名纳粹科学家和纳粹党卫军军官秘密前往中国的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因为雅利安人的祖先曾经来到这里。希特勒需要为纳粹德国寻找到一个能让人信服的、古老的、也将是永恒的新的信仰，以取代已经被希特勒打得粉碎的基督教信仰，将希特勒的意志转化为一种信仰，一种能相当于基督教地位的信仰。这种新信仰将是一个禁欲的、元首与灵魂统一的、源自古老印度智慧的和具有严格种族意识的全新信仰——显然，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计划，用坦克征服欧洲，用新信仰征服所有人的意志。当这五个人1938年圣诞节到达西藏时，他们用火炬制造了那个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纳粹标志——“”，这实际是古老的佛教标志“”的反向，这种标志在佛教里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象征着佛祖的普度之光，它能为信仰者带来幸运、新的生命和勇气。显然，希特勒是一个扭曲的哲学家，既是一个信仰剽窃者也是一个信仰创造者，可惜，佛祖未能将幸运赋予他。
而蒙古人与印度的联系则是由于藏传佛教的传入，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至于与德国的联系则是由于蒙古西征对欧洲和世界的巨大影响，蒙古帝国的存在尽管短暂，但这种影响却颇为深远——如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毁灭、诸多王国的烟消云散、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创等，这种征服世界的成功对第三帝国统一欧洲的政治企图来说就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设想。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希特勒本人就有蒙古血统，至于真伪则无从考证。
这三者之间如同一个等边三角形，印度既接受了雅利安人的文明也接受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德国和蒙古帝国具有同样的野心，不同的只是后者创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辉煌，而前者则一败涂地。希特勒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蒙古帝国，但又不想像蒙古帝国那样短命，他希望德国能够永久地统治欧洲。这就需要避免蒙古帝国的错误，蒙古人尽管成功地征服了欧亚大陆，但却从来没有征服他们的头脑，所以一旦蒙古势力衰落，蒙古帝国就迅速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相反，印度人拥有的是永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雅利安人灭亡古印度文明后就一直长盛不衰，但印度人似乎只有信仰没有武力，他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但整个印度在几千年里却一直软弱无力。希特勒需要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需要实现蒙古人那样的大帝国梦想，需要同种文明（即雅利安—印度文明）那样的持久信仰，需要德国人那种野蛮和强大。避免蒙古人因没有信仰而丧失帝国，避免印度人因软弱无力而不停地被征服，避免德国重蹈一战的覆辙。
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但没有因此抛弃征战的野心，可见佛教的善忍之心并没有化为帝国的政策，希特勒要的也不是佛教的教义，而是要与佛祖做一个交易——使用宗教统一人心，付之以对佛教另类的认同。
德国曾有一个“纳粹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所，希姆莱是领导者。这5名纳粹分子回国时还带回了喇嘛和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写给希特勒的信。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的信中赞扬道，“智慧、条理和勇气”是德国人的美德，“只有把这三种品质作为基本美德的佛教才能成为日尔曼民族的宗教。”
同历史上的征服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策动者同样需要满腔热情的人民、忠诚而善战的军队和对敌国意志的摧毁。
首先希特勒需要一个非常坚定的核心团体，他有了。
他还需要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有了戈林、古德里安、隆美尔、邓尼茨等。
他还需要宣传，他有了，是戈培尔。
然后他需要一支最忠诚的禁卫军，他有了。
他还需要人民的支持，他也有了。
有了人民，他就可以组建规模庞大的军队。
最终他也就有了改变历史的资本。
德国因一战的失败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此时原来的信仰被认为是一种谎言，新的信仰没有产生，所以，希特勒填补了这个真空，他也就获得了德国。
这是一个历史之鉴，如果不想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那最好给他一个信仰，如果想让一个社会疯狂，那也给他一个信仰，区别只在善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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