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福塔斯律师的帮助下，吉迪恩终于在最高法院为穷人打赢了一场争取律师权的战役。可是，吉迪恩的麻烦并未了结，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无辜，他还需要在州法院再打一场官司。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下达后，佛罗里达州监狱里欢声雷动，州地方法院不得不重新开庭审理此案。按照新订的规矩，法院为吉迪恩免费提供了一位名叫特纳的辩护律师。
在复审过程中，特纳律师向陪审团证明：首先，控方的主要证人库克在初审时向陪审团隐瞒了他本人的犯罪前科，这样撒谎成性的证人的证词根本靠不住；其次，特纳律师告诉陪审团，由于广告牌的遮挡和距离较远等原因，库克透过窗户不可能清楚地辨认台球厅里的人。在特纳律师技巧地交叉盘问下，库克被迫当庭承认，他当时的确无法清楚地辨认台球厅内的案犯；再次，特纳律师找到了库克在证词中提到的那位出租车司机，这位司机出庭作证说，吉迪恩在案发清晨乘车时，手上没有拿着一瓶葡萄酒，兜里也没鼓鼓囊囊地装满大量硬币。最后，特纳律师告诉陪审团，吉迪恩以前曾在这家台球厅干过半职工作，他至今仍持有大门的钥匙，所以不可能采用打破窗户的手段作案。庭辩结束后，陪审团经研究后宣布，对吉迪恩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吉迪恩被当场释放。
警方后来发现，这起盗窃案的真正案犯竟然是库克，他故意陷害吉迪恩以求逃脱惩罚。在这起冤案中，警方急于破案，邀功请赏，所以偏听偏信，误抓了吉迪恩。以伸张正义面目出现的州检察官，单纯追求检方胜诉率，在证据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利用穷汉吉迪恩没有律师的不利处境，在挑选陪审员和培训出庭证人等方面占尽先机。吉迪恩虽然清白无辜，但却陷入了有苦难言，有口难辩的困境。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对穷人的司法援助，贫困阶层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合法利益将无法得到良好保障。
这样，直到1963年，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吉迪恩案的判决中裁定，律师权是每一位美国公民不可缺少的宪法权利，各州法院应位控刑事重罪的贫穷被告免费提供辩护律师。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州法院应免费位控仅犯刑事轻罪的贫穷被告免费提供律师。但普通民事案件和轻微的交通违规案件不算在内。这一里程碑式的重要判决，在联邦政府把各州公民基本权利纳入联邦宪法保护的道路上迈进了重要一步。
如果一项民事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当事人雇不起律师，一般会有一些民权团体或利益集团主动找上门来，免费帮助当事人打官司。比如，美国公众自由联盟（aclu）经常免费提供大牌律师，帮助平民百姓起诉那些因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犯而引发的民事案件；著名的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则以免费为少数族裔当事人代理，把具有重大意义的民权诉讼案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而著称。
自1972年以后，不管事大事小，全美各地的穷人一旦因刑事罪被告上法庭，各级法院必须免费为穷人提供公共辩护律师。为此，全美大多数大城市和一部分州都设立了由政府出资、专门为贫穷被告服务的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没有这类机构的地区，则由法官请私人律师代劳，案后由法院支付律师费用。
吉迪恩案结束后，佛罗里达州和全美其他各州监狱中，共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当年受审时没钱请律师辩护，后来都获得了重新开庭复审的机会。复审后，多数人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吉迪恩一时成为深受小民百姓仰慕的英雄好汉。吉迪恩这个无权无势、文化不高、一贫如洗的穷汉，大胆上诉最高法院，挑战刑事审判程序的故事，在全美各地引起了很大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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