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山城人民承受的远不止这些，在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动荡的1941年，随着战争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战场上盟军与法西斯之间力量对比的扭转。日本侵略者为了集中兵力推行其“南进政策”，为发动太平洋战争做准备，决定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实施更加残酷的战略轰炸，企图以此达到“以炸迫降”的战略目的。
“第三次战略轰炸”中，在日机“疲劳轰炸”下的“重庆校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足以令重庆人民永世难忘。1941年6月5日傍晚，24架日机在夜色的掩护下，分三批侵入重庆，对市区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实施“轮番轰炸”。持续轰炸时间长达近4个小时，致使重庆校场口防空大隧道内发生罕见的数千人窒息。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中外舆论哗然。“六·五”之夜，到底有多少人死在校场口的防空大隧道里？人们议论纷纷，众说纷纭。从数百人到数千人到数万人，说法不一，差距悬殊。
6月7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重庆防空司令部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6月12日工作报告中再次公布死亡人数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7月3日，大隧道惨案特别审查委员会发表《审查报告》，宣布死亡992人，151人重伤。但这样的数字显然难以取信民众。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山城百万军民同仇敌忾，团结奋战，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勇敢投入反空袭、反轰炸的战斗。他们不畏强敌，英勇作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动员、全民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重庆军民反击日寇轰炸的不屈不挠精神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博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书重庆市民，对重庆市民在反空袭斗争中的坚毅镇定，屹立不挠精神给予高度赞颂，各国驻渝新闻机构纷纷报道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反空袭斗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甚至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中的地位，使重庆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之名词”。
就在重庆即将变成一片火海的时候，陈纳德也目睹了吞噬生命财产的熊熊烈火和中国空军寡不敌众的现实，对此，他在日后的文章中写到：“房屋毁于烈焰，民众死伤，我自觉以消灭敌空军为我们快乐的源泉。”
从此，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成员从最初的以民间身份援助中国抗战，在松沪会战等战役中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自己的作战能力作出了实际证明；到转变为官方身份，在空间战场上与日本作战，并协助驼峰航线运送援华物资……所有这些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都被他们奇迹般地完成了，在中国的天空，他达到了自己人生中事业的顶峰，而日本在中国唯一不敢进行贸然肆意地轰炸的地方，就是飞虎队基地所在的昆明。所以对于重庆、昆明等地的老百姓而言，当陈纳德和他领导的飞虎队出现在天空中的时候，带来的其实是生命获得拯救希望的信号。
然而，战争是一块巨大的试金石，各种矛盾与纷争并不会因为英雄的存在而消失。二战中，中国战区的矛盾更是处在不同权力、利益与个性之间的纠缠，其中蒋介石、史迪威、陈纳德之间的矛盾就对中国战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1948年8月2日，就在日本侵略者正式投降之前，陈纳德不得不离开中国，对此，陈纳德无限惋惜地说到：
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我唯一的抱负是打败日本，现在我被剥夺了欢庆最后胜利的权利，是中国给了我一片广阔的天空！我不想离开航空队。不想离开中国！
在他向重庆的百姓告别的那一天，蒋介石把自己的私人轿车和司机派给他使用，但由于送行的人群众多，汽车被堵塞后只好被人们推着在重庆陡峭的街道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到达一个广场中央。那时，广场上早已准备好了人们赠送给他的宝石、古董和国画，还有各种各样的锦旗和条幅，人群中有个人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够这样博得中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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