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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爱娣插队落户八年，1976年回城时，已经25岁。脸黑了，头发里爬满虱子。右肩明显比左肩高，八年扁担挑出来的。关节炎也严重，一遇湿冷，就浑身钻痛。还得了妇女病，是例假时挖河泥的后果。
钱保佑9岁了，被产钳夹过的脑袋，后方凸出一块，最终没像助产士说的那样变圆回去。钱桂林给儿子订了每天一瓶牛奶，将他养得身板敦实。钱保佑不喜欢同弄堂里的孩子玩，也不爱和人说话，缺乏日晒的面孔白白的，小眼睛里淡漠一片，看不出喜怒。
这神气和二姐钱一男有点像。爱娣插队落户的同年，一男进厂做学徒，三年满师后，工资从十八块涨到三十六块，养活着她和弟弟两个。
钱赵氏死后不久，钱桂林续弦，“周阿姨”是单位同事，尖下巴，吊梢眼，说话时，眼神随着音调流转。第一次见面，爱娣想起妈妈说的，要提防“狐狸精”，于是不肯叫“周阿姨”，挨了一顿打，周阿姨反倒劝解：“没关系，小孩家不懂事。”过了一二年，一男才知道，“周阿姨”早和爸爸姘上了，只有她们姐妹蒙在鼓里。
钱桂林再婚，单位又分一套房，和新媳妇住在近郊，第二年有了大胖儿子，渐渐的两三个月，才想到回一次家。开始还定时寄生活费，后来断了，一男也不稀罕。
一男保留弟弟的一份牛奶，除此之外，早餐泡饭，午餐剩菜，晚上一菜一汤。9岁的钱保佑，没尝过冰棍和话梅，某日偷了几分钱买“油凳子”，被打得渗血。
钱赵氏怀孕时，家里像个大猪圈，刚出生的弟弟，在一男眼中，就是头小猪猡，不停屙屎、屙尿、流口水。只能请个老太来照看，还得偷偷请，怕被说成“资产阶级雇佣关系”。
弟弟长到五岁时，一男辞了保姆。这时候的小孩，手脚没个停，拿板凳翻转了当火车坐，拖鞋浸入澡盆当轮船玩，喷嚏打得鼻涕四溅，或者玩得一身烂泥回来。一男骂他饿他，罚他立壁角，或者拆下扫帚柄，用肥皂洗净了，劈头盖脑地打。
钱保佑8岁时，离家出走过。趁着姐姐洗扫帚柄，走了三个街口，停在路中央，“姐姐，姐姐”地叫。被邻居田大妈发现，领了回来。一男不在家，田大妈带保佑回家吃晚饭。保佑拉着喊：“姐姐打我，姐姐杀我，大妈救我。”田大妈给了两块大白兔奶糖。保佑拆开糖纸，各舔了一口，在袋子里藏好。
直到天黑透了，一男才找来。她走得两腿发麻：“急死我了，知道不知道。”说完眼泪就下来。田大妈本想责怪她，叹了口气道：“别再打小孩了。你俩都不容易。”一男领保佑回家，关门一记耳光：“让你告状!”保佑手插在兜里，捏紧奶糖，瞪着姐姐。一男也瞪他，但很快目光软了，过来摸弟弟的脸道：“脏死了，快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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