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允彝《幸存录》、陆世仪《复社纪略》等诸书亦有相关记载。而周延儒需要接受的条件，则是大量起用东林一脉，将他们送上指定的职位。
阮大铖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随即辞官归乡，次年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而观诸记载，如《明史》所记之“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栩栩自矜……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云云，俱为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难以为实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论及此事时就道：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话说回来，即便《明史》字字确实，这了不起也只是失其当得后的泄愤之语，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恶行。如果这种言行就要列入“逆案”，只怕当时朝中的大臣要去掉一大半。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的真正原因，诚如顾诚先生所言，是其在崇祯初再次得罪了东林党人。
魏忠贤被崇祯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可他对天启朝“党争”之来龙去脉甚为清楚，而崇祯是否会因此对“党争”各集团一并打击，却一时间吃不准。于是他写了两封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谁知有所谓交友不慎，杨维垣恰好正在指责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此疏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
结果自然是满朝舆论大哗。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当时朝中之东林几为魏氏一扫而空，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藉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此关键时刻，本系东林一脉的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和魏忠贤集团同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的重掌大局之念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是以东林诸君其时对阮大铖之切齿，犹过于阉党，以致对其孜孜不倦攻杀十七年，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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