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事中刘昌陈十事：立规模，储庙算，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审官制，颁俸禄，明等威，重守令……顺天巡按柳寅东言：“近见陛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摄政王报曰：“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顺天巡抚宋权献治平三策：一请议崇祯庙号，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广罗贤才。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
七月……修政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及舆地屏图，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从之。天津总督骆养性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睿亲王报曰：“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东华录》。
清政权在入关后，不但马上袭用明官，连大顺官吏都一样录用，甚至在无法定核官阶时，对归顺者有意识地依照高的标准任用。并立刻组建了政府各职能部门，从官制到治安，从官吏选拔和考核，从赋税财政到运输、物资生产，从祭祀前明皇帝到厉行廉政以收服人心，甚至天文历法的制定和统一，都一应俱全。
这一切不仅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议既出，立刻全面实施，有未及议定条例者，就先依照明律去实施。这和大顺政权入京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间差异有如天壤之别。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清朝统治者任用范文程、洪承畴、冯铨这些名重才高的汉官以及大量原明朝高、中、低级官吏，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他们治理及运作国家机器能力的这个政策，是相当明智的。这对入关后稳定和建立清皇朝，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大顺和清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兴亡之兆，由此一眼便知，再无需多言。
明清换代，其中的兴盛衰亡、功过是非，绝不是抓住一个吴三桂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吴三桂虽然最后做了汉奸，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他此前抗清的功绩和突出的个人能力，也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他定为神州无复汉衣冠和大顺政权消亡的罪魁祸首。山海关之战虽然后果严重，但还没有严重到因为这一战就影响了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兴亡。吴三桂一个人还挑不起如此重大的担子，更不用说陈圆圆了。
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山海关之战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因为吴三桂导致神州易手这种说法，更无疑是在推卸责任，是试图让吴三桂一人去扛起江山兴亡的绝大部分责任，从而掩盖了各方的得失，使得历史和历史人物都简单化、符号化，是一种不思反省极不负责的说法。
其实，明、清更替这一易代之变，甚至一直影响到了今日。借用一句顾诚先生的话，就是“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句话，意味深长，使人读之无法不起敬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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