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今将阔科未能送还，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本意，本欲与汗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按：台湾李光涛先生编辑的《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辑》中，毛文龙此信原件照片上有老满文批注，可知收信时间为崇祯二年三月初一日。
据此可知，毛文龙至迟自崇祯元年三月起，到崇祯二年的二三月间，还在继续与皇太极商谈“共图大事”，此大事承其前信所示，即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这一起兵叛明、夺取明朝关隘和城池的谋划了。这同时也印证了前文王子登书信中所说的“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一语为真。
合谋夺取山海、登莱，正是毛文龙“欲与汗共图”之“大事”。
毛文龙于此年六月初被袁崇焕诱杀，距其写此封书信的时间仅三月余。
关于皇太极使者阔科被擒送北京一事，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的信中所叙，是有出入的。而这位阔科的被捕，又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起。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毛文龙和后金商谈归降之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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