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形势的最基本认识，史可法还是有的，而且说做就做马上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从此点看，史可法比之钱谦益之流，政治眼光还是高了不少。
而马士英此刻的态度颇亲东林，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此书原署名陈贞慧，笔者手中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9月出版的《三朝野记·外四种》内，署名亦如是。但据顾诚先生考，此书当为定策参与人之一姜曰广所作，之所以误挂陈贞慧名下，乃因陈氏有著《书事七则》，书名相仿而至讹误。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由此可见，“拥潞”一派的东林党人所谓的为国“立贤”，压根儿就纯粹是为自身利益而罔顾社稷打出的一句口号而已。倘若他们真的是为了国家社稷“立贤”舍福王拥潞王，则当坚持“拥潞”力争到底，这一国之君、皇帝人选，岂是能如儿戏一般说换就换的？！
从这点上说，钱谦益、吕大器等人比之万历时期的东林前辈们，风骨相去甚远，正是东坡居士所谓的一蟹不如一蟹。无论那些东林前辈出于什么原因，单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就敢不惜丢官丢脑袋，敢不顾私利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皇帝以及反对势力抗争到底这一点，就远比钱谦益等辈强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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