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7）
明继程朱理学后，对伦理道德越来越重的绝对化和权威化，对人性和思想的桎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部分士人因为此种对伦理和个人道德等方面的极端追求，行为迹近于“偏执”，同时将纯粹的伦理道理政治化，完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张，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可以为了维护某种信念和节操，前赴后继并持之以恒数十年地争执一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的事。
如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满朝的大臣居然非要逼着皇上认伯父伯母为父母，不得以自己父母为父母，实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而当有人想出了两边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时，这些近乎“偏执”的士大夫们，更准备设计将其在皇宫内群殴打死了事。万历朝的要求福王“之封国”事件，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国，和朝政关系不大，亦纯属宗法伦理和祖制要求，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像此等皇帝和大臣仅因礼仪或伦理等事意见相左，对峙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决，以至朝政荒废纲纪沦丧者，为中国历史所仅见。
尽管多数朝臣的这种不怕罢官、不畏生死与皇帝对峙的骨气颇为可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了一种非常不足取的对道德的偏执。更有部分朝士孜孜以他们所谓的“道理”为大道，以求个人名节为重，为显一己名节之私而全然不顾大体，什么国计民生一概弃之脑后，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因此在承认士人群体对伦理道德执著大体是纯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种“偏执”的背后，时常也有些不那么纯粹并相当功利的人和事存在，尽管它们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义之名。
嘉靖朝的“大礼议”或者叫“议大礼”事件，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个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而其事情本身又很有意思，因此比较值得细谈一番。
三、嘉靖朝“大礼议”中的皇帝和臣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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