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运元年（944年），晋军与契丹军战于戚城，他却每天听乐不止。他在宫中听惯了“细声女乐”。亲征以来，只能召左右“浅藩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送歌，以为娱乐”，所以他常给侍臣们抱怨说“此非音乐也”。宰臣冯道等投其所好，奏请举乐，这时石重贵还算清醒了一点，没有允许。
开运二年三月，后晋与契丹在阳城决战前夕，他仍出外游猎。他不做战守准备，反而大建宫室，装饰后庭，广造器玩。为铺地毯，不惜用织工数百，费时一年。为玩乐尽兴，他对优伶们赏赐无度。在国难当头，百姓饿毙于道的时刻，石重贵还如此挥霍，后果可想而知。
如果仅仅是爱好音乐，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人家毕竟是一个“董事长”嘛：关键是能否把“公司”治理好，能否让“公司”里的“员工”——普通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这个方面石重贵同样令人失望：在位期间，他很少有惠民之举，偶尔杀上两个贪官污吏，也是掩人耳目。身为一国之君，朕即国家、应有尽有，但他却贪得无厌。为应付战争费用，为满足自己滥耗，他甚至在大蝗大旱之年，还派出恶吏，分道刮民。
天福八年（943年）六月，他遣“内外臣僚二十人分往诸道州府率借粟麦，时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间泥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而这一月，“诸州郡大蝗，所至草木皆尽”。开运元年（944年）四月，他“命文武官僚三十六人往诸道括率钱帛”。只管自己享受，不管百姓死活，这样的君主怎可避免“覆舟”之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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