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德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运用目击者证词的。应该说，不管这些目击者的证词是否很可靠，它们本身就是希腊古史的珍贵史料——起码说明了在当时曾有这样一种传闻。
与炮弹坑的例子不同的是，在历史事件中有时还有另一种传闻在起作用，那就是谣言的传播。这些谣言的起因并非都是有意的恶作剧或别有用心的阴谋，有时是由于错觉、猎奇心理和新闻传播心理等集体意识在作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战壕中不断形成和传播着各种谣言。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发现它与各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和新闻检查制度的设立很有关系。前线的士兵们普遍认为，政府总是在有意隐瞒真实的消息。因此，在政府控制下的报纸和政府公告上的东西是根本不可以相信的，他们宁愿相信从传令兵、炊事兵的嘴里传出来的小道消息。这就正如在政治高压、的社会中，人们宁愿相信那些关于某个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某个阶层的腐化堕落、某次会议的内幕传闻等等小道消息一样。
在这里还必须看到在历史事件中政府对于“谣言” 所采取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反击任何谣言、诬蔑的最有力的方法是彻底公开全部真相、全部言论，让公众获得分析、思考和发表个人见解的最基本平台，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避免一切断章取义、隐瞒更多的真相、掩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等等嫌疑。否则的话，即便说了真话也无人相信。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政府在造谣者的面前没有勇气公开全部真相、全部言论，如果政府没有勇气让媒体自由地发表一切观点，实际上就成了造谣者的帮凶—— 他们不正是依赖政府不敢或不及时发布真实的信息而获得了发布谣言的可能的吗？对于历史事件进程中的这种“谣言”与“反谣言”的情况，历史学家尤其需要以现在所能知道的各种材料予以澄清。
在当代史学的发展中，依据口头叙述的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日益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重视，因而发展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口述史。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史能对历史的情景、事件发生的过程作更为生动、细致的描述，而且比文字史料能更多地反映出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因此，他们大都比较有兴趣研究劳工阶层和普通城市居民的历史状况。比如，英国有一些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创办了一个就叫《口述史》的刊物，研究历史上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家庭生活等问题。
进行口述史研究的努力是可贵的、有重大意义的。的确，我们在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的史料中很难全面、深入地听到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的声音，就如我们每天都打开几十版的报纸却仍然可能了解不到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一样。通过口头叙述、回忆，我们有可能掌握许多通过文字的渠道难以获得的珍贵史料。
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当统治者对某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十分敏感、很不希望人们议论、记忆、研究它们的时候，一切有关这些事件的文字材料都会被严加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有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或某些有心人就会深入到当事人中间，采访他们，记录下他们对事件的回忆、评述，这对于日后的历史研究将是无比珍贵的史料。又比如，许多历尽沧桑的老人对往事的回忆，也是珍贵的口述史料。
口述史的发展固然为史学研究增添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也如历史上的传言一样，是需要经过严谨的考证、分析才能被作为有价值的历史史料而采用于历史著述之中的。比如，口述者的回忆可能是不准确的，也可能因受到采访者的提问所引导、暗示而有违真实。
总之，历史学家对于从队伍前面传下来的声音一定要细心分辨，不然的话就会掉进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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