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近代以来的国家档案管理中，就曾发生过一些涉及国家政治形象的文件被有意销毁的事情。例如，英国国家档案馆有一个制度，要定期销毁一些的确是没有价值的文件，因为对于档案馆来说，要原封不动地保存全部所有的国家文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制度很容易就被政府利用了。英国殖民地事务部利用这样的机会把20世纪40年代末与阿拉贡问题有关的部分文件销毁了，原因是想掩盖英国在托管政府末年出现动乱时所采取的行动。又例如，有关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档案也在危机后不久被销毁或取走了。
与做贼心虚地销毁或取走某些档案相反的是，有些档案文件则被有意地推送到历史学家的面前。如英国的《国家审判文集》是关于16世纪以来英国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审判过程的文件汇编，但前四卷是1719年由我们前边说过的那些辉格党人的宣传部门组织出版的，因此严谨的历史学家对于引用这部分文件是十分小心的。
在现代生活中，新闻传媒往往是记录史实的重要工具。然而它也是最容易出现差错的工具，如报道的失实、数字的错误、日期的不准确、地点的模糊等等，是每日每时都存在的。就连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份文件、履历档案等等，按道理说那上面的记载都应该是真实、确凿的。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有这些情形：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与医院的出生记录是不尽相同的；户口本上记录的人口迁移日期与我们在迁移中使用交通工具等等的日期记载也是不相同的……在我自己的户口本上，关于“从何地迁入本地” 的记录就是不正确的，我明明是本地土生土长，却变成从外地迁入。其实是因为我在中学毕业后曾经下乡当务农青年，考上大学后把户口迁回原住地，但是办户口迁移的工作人员在填写时却漏掉了前面的户口迁出记录。这些很普通的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对于所谓的证件、档案等等常被认为是“第一手材料” 的史料应保持警惕，否则就会吃大亏。
一个有丰富经验和阅历的法官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需怀疑就可以相信的证词，不管它是出自于总统，还是出自于警察。历史学家应该像法官那样，既不断地有所怀疑，又不断地有所相信。
但也往往有这种情形，当人们面对一个疑团而又无力解答时，很容易会在怀疑和相信之间来一个折中，这就是在生活中人们常说的那种“半信半疑” 的态度。在生活中有时还可以半信半疑，因为那还可以走着瞧，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但如果面对一个限时限刻要交出答案的问题，半信半疑其实是无济于事的。有一个笑话就是讲这种折中方法的可笑：老师提问一个小家伙，2的平方是多少?一个同学在他耳边轻声说“4”；另一个同学则轻声说“8”，于是小家伙想想之后，就回答老师：“2的平方是6。”
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只是历史学家在主观上应有的努力，但是历史学本身绝不是纯粹的事件记录本，历史学家也不能因为掌握了某些史料就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相。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历史哲学研究者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论文集《历史是什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中有多篇论文对于历史研究的性质进行了充满思辨性的阐释，其中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是，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仅仅依赖文献、档案就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重构过去，而应该有思想、有价值判断，应该在掌握档案资料之外，还要以当前文明的关于思想、制度和发现的所有知识即整体的知识，作为准确地理解过去的基础。
怀疑，还是相信？——最重要的是以怀疑的、批判的精神去进行独立思考，不轻信也不盲从权威的结论或那些看起来是前人留下来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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