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6—2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1978—2030）
注：图中上部曲线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部曲线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计算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摘要（2011）》；2011—2030年数据系作者估算。
2010年，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差距大约为10年，即农村恩格尔系数相当于2000年城镇恩格尔系数的水平，2020年缩小为7年，2030年缩小为3年。从具体的消费结构上看，城乡居民的食品、服装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占总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与娱乐领域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
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正在 “四化”，即农业现代化、农民兼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城镇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使得占90%以上的非农业可以大力支持和反哺农业；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并将大大超过农村人口，使得城市可以大力扶助和带动农村；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既增加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出，又减少对农业、农民的税费，进而合力促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实现共同富裕。
二、地区共同富裕
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参见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曾是我们对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理性认识和生动描述。所谓第一世界是指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上海和北京；第二世界是指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第三世界是指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河北，以及东北和华北中部地区；第四世界是指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参见胡鞍钢主编：《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但是，中国的地区发展水平从上世纪90年代的加速趋异转向过去几年的趋同。各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缩小的趋势从2004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到2010年，地区间人均gdp的差异系数已经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056，低于1990年的060。
未来20年，地区发展大趋同。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各发展指标趋同；20世纪90年代，各发展指标局部趋异；进入21世纪，大部分指标又开始趋同；未来20年，地区发展水平开始全面趋同，而且差距越来越小。在2030年，城乡及地区间公共服务和人类发展水平的差距最小，基本能够实现不同地区、城乡间与不同人群间的人类发展水平的一致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异略大于公共服务差异，但差别并不显著；城乡居民收入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于前两者，但与当前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见表6—1）。公共政策在调节多维差距上的能力越来越强，手段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覆盖全体人民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将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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