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一个特殊语境中，民主才是充分正当的，这一特殊语境就是，强势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并且压迫弱势的多数人，也就是所谓或集权的语境。但在反抗的斗争胜利之后，民主就由反抗压迫的行为演变成优势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每个优势政治集团都试图掌握政权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个优势政治集团的趋利行为是更为正当的，情况反倒是，无论哪一个优势集团都有不正当的一面，无论哪个集团胜出，都同样压迫少数人。因此，当民主由反抗的政治变成常态的争权政治，由反抗强权的王牌变成争权夺利的王牌，民主的正当性就基本终结了，因为一旦民主完成了反抗少数人的暴政这一政治使命，就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蜕变趋势。如果忽视民主蜕变的这一秘密，就没有真正理解民主。
为了克制民主的蜕变，就必须使民主受制于能够压缩民主空间的政治条件，这就是法治和自由。这意味着，假如民主要成为至少相对有益的政治行为，就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1）民主绝不能在政治上优先；（2）法治和自由必须优先于民主，如果不存在法治和自由，就绝对不能行使民主，或者说，民主必须以法治和自由作为先决条件。法治和自由是绝不能省略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大治秩序（kosmos），民主只有基于这种秩序才能避免成为大乱状态（chaos）。显然，只有当法治规定并且保护了表现为个人权利的自由，社会才能够保持一种不被民主随便破坏的基本秩序，个人才拥有不被民主随便侵犯的自由空间和基本利益，有了这样的基本保障之后，民主的行为空间就被压缩到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样，民主才是一个低风险的政治策略，否则将是最危险的政治冒险。法治、自由和民主三者结合是西方现代政治的最高成就，法治维持公正，自由保护个人，民主为众谋利。三者之中，法治和自由堪称公理，唯有民主乏善可陈，绝非独立可行之政治原则，只有在法治和自由的限制下使民主无法作乱，民主才是可用的。民主只能是有限民主而不能是无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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