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策略至多相当于简陋版本的古代中国“霸业之术”。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不择手段的成功只能成就一时之“霸”，而威德兼备才能够成就万世之“王”。但是在理解中国政治思想时最好忘记诸如“西方科学好，中国道德高”之类的新儒家幻觉，新儒家的此类自我表扬会让马基雅维利笑话，而先秦法家已经提前笑过了。中国政治思想的高明并非来自道德理想，而是来自深思远虑，所思考的政治问题规模更大，视野更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思想总是把“他者”认真计算在内，这种以他者为核心的思考模式是非常优越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专门爱护他人（这种道德高调没有意义），而是说，中国思想特别重视他者的存在意义和互动能力。如果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勇敢地揭开底牌，可以这样分析他者的政治意义：（1）政治的成功是为了让他者为我所用。假如消灭他者，等于毁灭可用资源，这是愚不可及之事。假如仅仅武力征服他者，这样无法获得人心，反而如坐针毡，疑心他者永远不合作，而且伺机反叛，所以武力征服也不可取。因此，尊重他者才可能与他者合作。（2）他者具有模仿一切策略的能力，因此不存在一种具备永远优势的策略，而在经得起普遍模仿的对等互动策略中，与人为善、与人合作是最优策略。中国所以反对强者逻辑的霸业而推崇和谐原则的王业，道理在此。马基雅维利鼓吹的霸业虽不虚伪，但却是简陋的。
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也许值得一提。他认为，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对马基雅维利的主流解释把区分政治与道德看做是马基雅维利的主要成就，虽大体不差，但却不够深入，不足以解释西方人持续数百年的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热情。伯林自己的发现是，马基雅维利蔑视道德理想的现实主义政治分析暗含了文化多元论，不同的人们认为各自的理想才是神圣的，这等于说各种理想相对于不同的人们来说同样神圣，同样终极。在理想上寸土不让注定了无法解决理想之争，现实主义的暴力征服就变成是唯一可能的策略。伯林说：“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贡献是他揭示出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他在后来者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块永恒问题之碑。他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各种目标同样终极，同样神圣，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整个价值体系可能相悖，而且没有合理仲裁的可能……如果马基雅维利的信念为真，它便瓦解了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假设：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总可以找到最后的答案”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91~93页。。在这个意义上，伯林说马基雅维利是现代多元论的创始人也不无道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似乎还可以说，马基雅维利还暗示了永远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是亨廷顿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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