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的伦理学转向（5）
在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礼教发生膨胀而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方面。这样确实起到了社会治理的作用，但这种膨胀后患无穷。礼作为一种全方位的分配和管理制度而无穷扩张，它分配人们所感兴趣的一切东西，权力、权利、利益、义务、责任、荣誉、地位以及对待和被对待的方式，它规定价值观，甚至对话语、情感表达方式以及身体使用方式进行管理。大概除了爱憎无法分配和管制之外，礼试图分配管理一切事情。礼既是管制一切的规范，又是解释一切的意识形态，这样礼教就把整个生活都政治化了，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真的变成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但这样的解决方式是否可取，却是非常可疑的。当生活细节都被礼教以政治化的方式加以管制，甚至连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都被管制，这是非常可怕的生活。礼治与法治虽然都是管制方式，但法律明确划分了自由的行为空间和不自由的行为空间。法律想告诉人们的是：如果希望避免惩罚，就只能选择在自由空间里去行为。礼渗透一切，几乎不留自由空间。礼要告诉人们的是：如果想要得到任何利益，就必须按照礼的管制方式去行为，否则就只好放弃利益。非暴力的礼教虽然比法治温和，但令人绝望。人们一旦反对礼教选择自由，就等于放弃了生活所必需的利益，那样就无法生存了，因此只好自愿屈服。礼教的本质是反自由。中国现代思想家们声泪俱下声讨礼教，认为礼教除了“吃人”别无作为，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如此云云，这无疑是过度批判，但也触及礼教要害。其实，周的礼治与儒家礼教不同，从《仪礼》看，周之礼治虽然烦琐，但没有形成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自由等基本自由的严格管制，而主要是明确界定不同地位和各种关系。儒家以礼教取代政治，这是导致政治的慢性衰竭的慢性毒药。当礼教疲于应付它本来对付不了的政治问题，礼治就只好败坏自身。礼治变成无孔不入的反自由礼教大概是宋儒之后的事情。宋明儒家错误理解礼治，以为只要增加礼治的强度和密度就能够控制社会，把求和谐的礼治变成了反自由的礼教。
伦理或许能够对付小利益问题，却对付不了大利益问题；只能管住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大事则无能为力，人们在巨大利益面前就不再“有耻且格”了。权力或者巨大财富足以改变命运，其力量远远大过伦理，宫廷和官场所以比日常生活险恶得多，因为日常生活较少有值得拼命的利益。即使是日常生活，伦理的作用也很可疑，正如吴思在《潜规则》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真实生活，人们只要拥有哪怕很小的权力，也会用于谋取哪怕很小的利益而不惜伤害人命参见吴思：《潜规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更严重的是，礼教只尊重名分地位，而不尊重人的卓越德性，无形中鼓励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损人不利己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喜欢伤害他人，因为有能力伤害他人是地位和权力的证明，这是一种变态的快感。正因为伦理的力量远远小于利益的力量，伦理在社会合作方面的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老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对伦理进行了尖刻的批评，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老子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案有一种令人绝望而且荒唐的深刻：使生活回归到极其简朴的水平，使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争夺的东西，没有可争的，所以才能不争。其实孔子早就知道伦理规范靠不住。除了《论语》的若干言论，《礼记》中有一篇传说属于孔子的言论特别清楚地表达了这一困境，这篇言论如此有趣，不妨大段引述如下（其中删节了一些意思重复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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