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儒家对审美生活的重视却是天才的政治意识。审美生活表面上离政治很远，但艺术感惑人心，移风易俗，影响深远，因此是政治的重要可用之资，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同上。。孔子力推“诗”作为审美生活的榜样就是因为诗三百“思无邪”《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假如一个政府愚蠢到纵容甚至支持淫邪低俗、粗鄙弱智的审美生活，就几乎是在为亡国亡天下创造条件。庸俗的审美生活使人民弱智化和丑怪化，它所生产的愚民和暴民是乱世之根，这是一种政治自杀。道理虽是这个道理，不过，要证明高雅正派的审美生活好过淫邪低俗的审美生活并不容易。有个故事说魏文侯问子夏，为什么他一听高雅正派的音乐就昏昏欲睡而听到淫邪低俗的音乐却兴致勃勃？子夏花了很大气力论证那些正派音乐如何好如何健康，而坏音乐如何低劣之至，甚至需要倡优丑怪的无聊逗笑作为加料，简直算不上是“乐”而只不过是“音”而已。如此讲解似乎没达到什么教育效果。子夏或许证明了好音乐的高水平，却始终不能证明好音乐更有吸引力《礼记?乐记》。，这正是要害所在。儒家想象了教化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却没有想清楚如何才能让教化获得成功。对美好事物的幻想多于理论研究，这是儒家的局限性。
移风易俗是无比艰难的社会工程，因为没有一种伦理规范能够限制人性的堕落。先秦诸家就已经发现了儒家计划的多种困难，如老子认为儒家礼教非但不能改造社会与人性，反而会滋生伪善；墨子则相信，如果只是亲亲，而做不到“兼爱”，儒家礼教就仍然是在制造社会矛盾，而不是在克服社会矛盾了；法家又发现，儒家的道德治世计划基本无效，即使有些微小用处也不得要领，只有法治才能建立稳定的公共秩序和长期有效的社会信任。如此等等。这些批评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指出了儒家的种种弱点。可以说，周的礼乐思想正确地指出了文化治理是政治长治久安的千年大计，问题是深刻的，但远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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