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政治问题从世界开始(3)
这个世界性的政治制度把地理学上的大地变成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天下,世界政治出现了,这是“世界治理”问题的第一次提出。“治乱”本是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一国一族之内皆有治乱问题,但部族或国家规模小,社会问题就容易处理。老子认为小国寡民最容易安居乐业,相安无事,就是因为小国的治理最简单。治乱需要有行动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太大,超过政府的行动能力,就很难有效保证社会秩序了。由于技术和物质能力所限,中心政权不可能始终通过武力去维持万邦的秩序(万邦是夸张,据说有千邦《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暴力虽强,总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尤其力不足以服人心,以“力”去证明和维持“天命”(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政治正当性),将是力不从心的。商之覆灭便是证明。何况周本部的实力并不强大,周所以能够借用诸侯的集体力量完全是因为它作为有德之邦的精神号召力(相当于“软实力”),而又时逢“竞于道德”的淳朴时代参见《韩非子?五蠹》。,精神号召力比较管用。周虽以英主声望和国家道义形象去动员各国联军而克商,却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周部族人口非常有限,这意味着真正可靠的“自己人”不足以应付可能的政治变乱。在古代社会,人口不仅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它是一切力量的基础。假如没有各部各国长期承认的政治合作,如果不能建立一个万邦和谐的政治世界,周政权自身并不足以长期维持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这一点既为近忧(殷商遗民众多),也为远虑(本部人少)。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形势造就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问题:世界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前提,有序世界成为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世界之治成为一国之治的必要条件。
在古代,由于交通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局限,其时人们实际知道的“世界”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对不明远方也有模糊的想象,但缺乏确实的知识。当时人们所知地域虽然不大,但它是被当成“世界”去看待的。真实面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意识,一种试图把整个世界以及所有国家考虑在内的总体政治意识。既然以一国威震万邦而称雄世界的霸权模式对于周政权并不适用,政治问题就发生根本变化。以小邦得天下并且承担起治理天下的责任,这一“以小治大”的局面已经在逻辑可能性上否定了以“硬实力”解决问题的模式,而必须变成以“软实力”去解决问题的模式。因此,周必须创造一个天下体系,一种世界共享的政治制度,它必须满足:(1)天下体系制度能够保证天下各国都获得足够大的权力和利益,以至于加入天下体系的好处明显大于独立在外的好处,从而使各国都愿意承认并且加入天下体系;(2)天下体系必须形成各国利益互相依存的互惠关系,从而保证天下和谐秩序;(3)天下体系必须能够发展各国都认可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文化事业,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周公们在进行制度创新时,以德治为核心原则,也就是使万民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且把这一光荣归于远古圣王传统,所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据说普遍德治能够惠及万民,协和万邦,礼乐教化而王天下。以德证天命(政治正当性),这是非常优越的策略。力不能远,唯德能远,只有德才能通行于世界,达于万民,传之万世,这是周公们的深刻发现。可以说,周的制度创新告别了以力统众的自然统治模式,而开创了以德安邦的文明统治模式。以力统众并非真正的政治,而只是自然的统治。只有建立了作为一种文化的统治制度,才开始了真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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