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合理的想象是,圣王时期可能已有尚未制度化的某种政治倾向,可能是天下政治的某种准备,但夏商时代的天下共主并非天下的真正统治者,而只是具有霸主地位的盟主。考虑到其时技术条件仍然非常落后,物资交通能力有限,即使是强大的霸主也不可能普遍地东征西讨,至多是打败紧邻的几个部族,其他部族闻其威盛,见其势大,因此尊其为上,以求安全,如此而已。过分夸大远古政治能力和行政管理权力,恐不可信。圣王时代的政治虽然只是天下体系的准备,还没有完成制度化,但似乎开始有了天下的眼光,所以试图“协和万邦”。这一点意味着有了“世界性的”政治视野,但要落实为制度,必定是出现了什么特殊条件,否则不可能有如此超前的政治冲动。
比较确实的天下体系是从周朝开始的,或者说,世界成为一个政治存在,天下成为一种政治制度,这是周政治的创造。周朝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以世界政治问题为核心的政治思维框架,必定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但其政治立意之高远,仍然匪夷所思。政治思维从世界问题开始,而不是从国家问题开始,这是很不寻常的路径。部族社会合乎逻辑的演变应该是国家,因此,国家模式才是自然而然的政治思维。世界政治思维则是独特的,因为世界政治没有自然而然的政治前身,这种独一无二的政治思路不仅在古代是伟大创造,即使在今天仍是最前卫的政治观念,它提出的和暗含的政治问题甚至超出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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