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所有危险性都来自对天然正确的公正原则的否定。数量是否能够成为否定质量的正当理由？或者，数量是否能够成为重新定义质量的理由？这是古希腊开辟的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显然，任何偏离了天然正确性（natural right）的事情都需要辩护和给出特别的理由，否则就是无理取闹。凡是“天然本来如此”的事情不需要辩护，因为它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它的存在本身恰好就是理由（对于天然存在，it ought to be的理由正好就是it is）。但如果试图改变“本来如此”的事物，就需要给出另外的正当理由了（因为ought to be与to be已经分裂）。在这里就比较容易理解列奥?斯特劳斯为什么把政治看做是“守成”与“革新”的斗争了。列奥?斯特劳斯对政治的这个理解其实有些古怪，与正规的理解相差甚远，不过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很有帮助的理解角度。它似乎暗示说，基于自然正确性的传统价值通常都没有错，因为“本来如此”的存在意味着一直没出问题，而革新往往是无事生非，即使能够给出某种理由也总是似是而非，因为“人为正确性”总是没有“天然正确性”那么完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试图通过歪曲“自然法”而把“天然正确”（natural right）偷换成“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让人为制度冒充天然正确的原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参见［美］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基本上就是在分析“天然正确”如何被歪曲为“天赋权利”的过程。。这个例子多少可以回答前面讨论到的陈康问题：古希腊民主政治居然没有理论支持而仅仅是一些具体策略。确实如此，民主政治的理论是到了现代才被制造出来而加以追补的。如果一定要“追认”某种古希腊理论的话，修辞术或许可以被追认为民主理论的原始准备，因为它声称只要说服了多数人就是成功，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辩护。可以说，古希腊发明的民主制确实破坏了自然公正，它的正当性绝非不证自明，因此，古希腊民主制需要一个“应该如此”格式的证明，这就是最早的政治正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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