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所以，法律不过是人类社会用来调整彼此关系，实现公平正义的一种手段。如果把这个手段上升到高于目的的地位，甚至忘记了法治的核心价值观，那就走向了极端。
法治的关键，在于法律必须代表社会正义。在法律与道德背道而驰，或与社会正义背道而驰的情况下，简单地关注法律程序的公正而忽略法律结果的公正，其实已经大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损害了法治的基本精神。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中最具强制力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可以说是分配方式最明显的体现。从这点说，法律本身并不必然是公平的，倒行逆施的“恶法”也可能出现。
比如像上面讨论过的，有些国家将权钱交易合法化，在这种法律下，固然可以实现法治，但是它是不是同“普遍的正义”、同社会的道德完全一致呢？
也就是说，法治的关键在于法律是否反映了社会正义或大多数人的利益。
法律是否代表正义，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又要看谁控制规则的制定，谁控制法律程序的制定，谁控制法律条文的制定。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少数人控制大多数社会财富。如果他们通过对财富的控制来实现对制定社会规则过程的控制，那么所谓法治就可能沦为少数人的游戏。比如，当少数富豪可以通过金钱操纵选票、控制立法机关的时候，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同这些富豪们冲突的，至少冲突的概率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体现他们的利益，虽然不能绝对化，但却是一个高概率的事件。
“程序正义”不能保证诉讼公正
法治的另一个方面是“程序正义”。柏拉图认为，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的正义是“程序正义”，道德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
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金钱对诉讼过程的介入非常广泛而深入。在法律程序的过分烦琐化、细节化和条文化的时候，法律服务往往更趋专业化、商品化，这时，真正的法律精神反而可能被忽视，财富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程序正义”很难从根本上保证公平正义。比如，你是否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受到多大程度的保护，就看你请什么样的律师了；而请什么样的律师又要看你的钱袋子有多充实。有钱人可以雇用最优秀的律师团队为自己服务，没有钱的人，或一般的中产阶级，则不可能有这种奢侈。在美国，一般来说，穷人在受到刑事指控而无力聘请律师时，法官可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不过，这需要苛刻的个人财务限制，许多中产阶级不能享受这种服务。许多人认为，这种指定的律师提供的是一种免费服务，其实不完全正确。只有当被告洗清最初的指控以后，才是免费的。否则，最后会进入一种支付过程，而被告支付多少，将根据其财产状况、被指控罪行的轻重以及律师的服务程度等来确定。所以，讼诉对中下层是巨大的潜在负担。
在西方社会，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中产人士，由于财力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面临的法律保护是不一样的，公平公正原则在这里也可能失效。
美国一位著名律师写了一本书，叫《诉那些恶棍》（sue the bastards）。这本书开宗明义就讲，打官司是投资，你必须考虑投资回报率，考虑成本和收益。特别是民事领域，由于巨大的诉讼成本，即使权利受到侵犯需要法律保护时，鉴于经济能力的限制，许多中下层往往不会主动选择诉诸法律。结果，有钱人可能因此而逃避法律的惩罚。没有起码的公平，就没有真正的法治。
所以，如果贫富悬殊严重，诉讼程序包括法律条文本身都有可能被占据较多资源的人所操纵。如果法律条文的制定过程就失去了公平原则，这时强调其神圣性，就可能违背法治的本意，反而使法律沦为富有阶层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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