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34，中国两种可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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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滚滚人潮中的普通一员。清早，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去挤公交车；傍晚，又拖着疲惫的身体融入下班的洪流。
学习西方经济学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虽然在当时全年级有好几个人挂科，还有一大帮人在及格线上苦苦挣扎的情况下，我是仅有的两个得“优”的学生之一，但大部分推理和演绎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遗忘，深深刻在脑海中的是那几个基本的假定：“理性人——人都是利己的，每个人自发地趋利避害，最终会达成整个社会的繁荣”、“效用决定价值——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不能交换也没有价值”等等。后来上了研究生，彼时西方“将政府市场化”的潮流袭来，又忙着在试卷和论文上论证在政府内部引入市场会如何促进政府效益的提高。那些假定，经过时间的打磨，加上一遍又一遍的论证，加上媒体的复述，加上周遭的现实，逐渐从“假定”变成了“结论”，甚至变成了“信条”。所以，曾经，公交车上有人打架无人劝阻我会觉得很正常——趋利避害么；谷贱伤农农民境况凄凉我会觉得很正常——风险自担么；质量糟糕的商品大行其道我会觉得很正常——市场运作么。我很少去关心类似“国家”这种抽象的概念，就像有的专家所说，钓鱼岛于我无用，有何价值？航母于我无用，有何价值？……
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这些不再那么正常了，我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了？
也许是“三聚氰胺”毒害了那么多幼小的孩子刺激了我的神经，因为我是一个妈妈；也许是我母亲独自上街摔倒在大街上半天却无人伸出援手让我悲哀，因为我是一个女儿;也许是因为不知不觉中已经吃了很多转基因食品才知道转基因有风险让我愤怒，因为我要为我家人的健康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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