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傲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儿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由于角色进入得快，颜惠庆很快就把国联的各种程序，明规则潜规则，弄得如数家珍。
“一·二八”会战时，颜惠庆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入侵，但有关提案，他没有交给国联理事会表决，而是交给国联大会讨论。
国联理事会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国联大会等同于联合国大会，为什么不找“安理会”而找“大会”呢？
“安理会”的议事原则是需要成员百分之百通过，无论谁在其中投了反对票，决议就得宣布无效。
偏偏日本自己就是“安理会”成员。
你要告我的状，我会理你吗？
正是这条雷死人不偿命的规则，曾经让颜惠庆的前任走进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和联合国一样，当初的国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极其低下且强者独霸的官僚部门，以至于很多弱小国家都处于投诉无门的窘境。
颜惠庆找到的办法是，避开“安理会”，直接找“大会”。
按照国联大会的规定，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白川从七丫口登陆后，国联大会即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入侵上海，这对日本政府内阁造成了很大压力，“淞沪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国联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1932年年底，颜惠庆参加了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这是一次外交大战，堪称中日外交家的世纪对决。
两位外交奇才中的另外一位，颜惠庆的上海老乡顾维钧浮出水面。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大帅哥，时称“貌美善言”，其成名之作为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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