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别人都怀疑施琅有贰心，独康熙能以清醒的头脑力排众议，重用施琅，终于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这件事确实给人以启迪。
（取材自《清史稿·本纪·圣祖》、《清史稿·施琅》）
21.知人善任
康熙善于用人，更善知人。他用人，正是建筑在知人的基础之上。对李光地就是如此。
李光地是康熙九年进士。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李光地由于二次上疏康熙献策而受到康熙的赏识。后来，李光地又因保举施琅平定台湾有功，更受到康熙的器重。康熙十九年，李光地调任京师，授内阁学士。后来又历任兵部侍郎、顺天学政、直隶巡抚，直到拜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为官清正，兼具文才武略，办事谨慎勤勉，但也不时出点不大不小的问题。康熙二十五年，李光地任翰林院学士。他与侍读学士德格勒交好，二人在康熙面前相互荐引。康熙召德格勒在乾清官面试，发现德格勒文字低劣。与此同时，翰林院掌院库勒纳又弹劾李光地私改“起居注”。为此，李光地受到康熙的严厉申斥，李光地也自求康熙对他严惩，康熙最终还是宽恕了他，下旨说“李光地前于台湾一役有功，仍以学士用”。不久，李光地升任兵部侍郎。
李光地由于受到康熙的信任和重用，不免为同僚所忌恨，因此一再遭到许多同僚的弹劾。他在督任顺天学政时，恰逢母丧。照封建社会的礼制，父母去世，要回家居丧三年（即所谓“守制”）。但康熙命他留在任上守制，李光地则要求给假九月回乡治丧，九个月不足礼制规定的三年之期。为了这件事，遭到两个御史的弹劾。康熙却不改初衷，仍然命李光地在任守制。当时的一个有名望的清官彭鹏又上疏论李光地十不可留，指责他“贪位忘亲”。康熙不得已，只好命李光地解任，却又叫他在京城守制，不让回乡。到服丧期满，仍督顺天学政。
李光地在任直隶巡抚时，因治水灾有功，康熙褒奖他的洽绩，提升他为吏部尚书，仍兼任巡抚。这是康熙四十二年的事。到了四十三年，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联名上疏，弹劾李光地任巡抚期间的失职行为，李光地不得不上疏为自己申辩，同时请求免去自己的职务。但是，康熙不但没有罢李光地的官，反而在第二年授他为文渊阁大学士。御史吕履恒弹劾李光地在巡抚直隶期间对于“秋审”这样的大事任意决断，不负责任。被康熙查明所奏不实。给事中王原又弹劾李光地推荐的官员陈汝弼贪赃受贿，陈汝弼因此被法司判决绞刑。王原等企图借此打击李光地。康熙又觉察到陈汝弼的供词和证据失实，交付廷臣核对查实，结果查出了法司逼供行贿的种种情状。于是，康熙下令罢了王原的官，办案人该革职的革职，该降职的降职。陈汝弼也因此得以昭雪。
康熙对李光地的信任，不但表现于他不轻信流言，而且对于李光地提出的合理的意见都加以采纳，并付诸实行。江宁知府陈鹏年触犯总督阿山，被捕入狱，定下了“大辟”的死罪。李光地在康熙面前为陈鹏年辩冤，陈鹏年因此被召进南书房。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相攻讦，张伯行是汉臣，而噶礼是满臣，权势也比张伯行大得多。康熙派大臣去调查，这些大臣都偏袒噶礼，康熙却还是罢了噶礼的官，复了张伯行的官，这实际上是李光地的作用。康熙有一次问李光地：侍郎汪霦死后，还有谁能作古文？李光地回答说：只有方苞。方苞是桐城的著名文人。当时因为卷入了著名的文字狱戴名世案件（方苞曾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序）而被定了死罪，系于狱中。李光地的一句话，就救了他的性命，于是方苞被康熙召进了南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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