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绝不会想到，司马迁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竟会如此艰难、曲折。
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前108年），司马迁通过政府考察，子承父业，当上了太史令，当年，他利用司马谈留下的史料、参阅帝国档案、资料，开始独自修史。
又三年后（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了公道话，惹恼了刘彻，被判死刑。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司马迁选择接受屈辱的腐刑活了下来。
他有使命未了，他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在伟大的事业中寻找不朽，维护尊严（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太始元年（前96年），五十岁的司马迁遭遇大赦出狱。某天，刘彻偶然想起司马迁的才华能力，突然心生悔意：当年如此处理司马迁，确是有些过分了。于是隆重起用他，任命司马迁为皇帝私人秘书（中书令）。
这岗位只有皇帝最信任的人才可担任，朝位甚至在丞相之上，因此，连编《汉书》的班固都认为司马迁是“尊宠任职”。
然而，即使高位，腐刑带来的耻辱感也从未在司马迁心中淡去，每每想起，冷汗便透体而出，遍湿衣襟。
公务之余，司马迁将一腔悲愤化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史书的编撰中。直至征和二年（前91年）历时十余年，终于编成《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史记》。
此书共130篇，50余万字，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此书史料翔实，忠于历史，立场公正。较司马迁稍晚一些的西汉学者刘向认为，《太史公书》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其人，有“良史之材”；此书为文“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柳宗元语），被宋代学者郑樵称为“六经之外，唯有此书”；此书独创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体结构的史学框架，成为历代史家作史不敢超越的标准模式，被清代史学家赵翼谓为“史家之极则”；此书“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或许，我们在司马迁为帝王、忠臣、死士、豪杰、游侠所写的系列传记中，还能读出作者对莫测命运的感慨，对不朽事业的追求以及对强权的一声轻蔑嘲笑。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写《太史公书》，完全是秘密进行，书成之后，他自知此书涉及宫廷秘闻，与主流价值观不合（是非颇谬于圣人），无法在当时流传，便抄录几个副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直到刘彻的曾孙刘询继位，此书才被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向外界发表传播。
而此时，司马迁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汉书》中未见记载，我也说不准。
这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啊，他记录了历史，历史却没有完整地记录下他。
有人说，司马迁写完《太史公书》后，自投黄河而死。
也有人说，司马迁因为枉发议论，再次惹恼了皇帝，死在了狱中（有怨言，下狱死）。
我枉加猜测，史书已成，司马迁当对自己的存在或灭亡，不再介怀了吧。
他树立起一座史学巨碑，其人其文皆足以辉映千秋，共泰山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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