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小故事很多。有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到楚国去游历，就把他的妻子孩子交给朋友照顾，几个月以后回来，发现妻子孩子在挨饿受冻，那该怎么对付这个朋友呢？齐宣王直接说绝交。但孟子继续说，如果你有一位法官，对于底下各层的法官没有管教好，怎么办呢？那就把他免职，齐宣王说得很干脆。孟子最后说，那你国家治安等方面没有做好，该怪谁呢？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今天天气不错啊。
—下属的义务—
孟子常常向国君进言。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婉转的讲话方式。但是有时候再怎么说国君还是有错，就不如顺势而行。《孟子》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这样，很有意思。
齐宣王对孟子坦白说，寡人有疾，寡人有病。平常我们对大夫才说自己有病，不然那就没人救得了你了。讳疾忌医，我这个病不好说，对医生也不说，那是不要命了。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有病，说明他把孟子当做医生，他们的关系有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转变。
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句话：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文化也会生病，一个社会的文化趋向一般人看不出来，我们生活在每天的新闻里面，今天看看这个消息，明天看看那个八卦，天气如何，社会动态如何，却永远不知道它的趋势。它的趋势需要长期来看，跳开来看，从整体看，最后才能知道。尼采认为，哲学家看得比较长远、深刻，比如在教育上出了什么问题，比如修订了某些教科书，比如出现了国学热，所以增加一些国学材料，趋势会发生变化。哲学家是可以对文化下诊断的。
齐宣王这个国君天不怕地不怕的，居然对孟子承认了自己有病。孟子就问他，你什么病啊？他的病还蛮严重的。第一个病，他说是好勇。他喜欢打仗，跟别人比赛看谁厉害，最后看谁能称霸天下。这个病还不算太严重，哪一个国君不好勇呢？尤其是战国时代，每一国的国君都希望称霸。但孟子不说他好或是坏，只对他说，你好勇吗？那我建议你要学大勇，而不要学小勇。什么叫小勇呢？就是匹夫之勇。一个人走在路上耀武扬威的，别人瞪一眼，他马上过去说“你瞪我干吗”，让别人立刻道歉，这是小勇。随时准备跟别人决斗似的，这算什么好汉呢？你现在身强力壮，可以这样好勇斗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所以这种小勇不值得学习，要学就学大勇。
孟子举出周文王、周武王，把标准调得非常高，甚至把古代的最高理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话都提出来了。上天生下了老百姓，就要替他们找一位国君，替他们找一位老师，希望能够代替天来照顾百姓。这话哪一个当国君的听了不是很向往呢？这是古代帝王的基本责任，我代替天来照顾百姓。孟子说了，要学就要学周文王，因为周文王一发怒，天下就太平了，比如他曾经讨伐过一些小的诸侯，因为他们做了许多坏事。这才是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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