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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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形势——劳动力大国与人才大国的转型之痛(7)(2/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前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标志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演化到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受到后两极时代的限定:以美国为唯一超级大国显著标志的“一超多强”的金字塔型力量结构逐渐形成,全球统一市场、贸易和人员流动过程迅速占据了各国当权者议事日程的靠前位置,全球各主要大国全面对抗乃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内建设而言,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对中国有利的。

    其三,关于国际格局,需要指出的是,“一超”美国陷入反恐伊拉克战争、中东等多重困境,与伊斯兰世界矛盾加深,其霸权扩张势头进一步受阻,被迫调整对外战略;此外,在美国国内,2007年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其打击很重,自身也陷入诸如医疗改革、金融监管漏洞百出等国内问题中,一定程度上这些国内问题牵制了这个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投入。对于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印度等“多强”竞相发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超级大国在传统的盟友——如欧盟、日本、韩国等等中号召力已随着冷战这一特殊背景而逐渐降低,矛盾、摩擦不断出现,这对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中国来说,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在大国之间施展拳脚的舞台。

    最后,“和平竞争”与“发展竞争”的国际竞争态势更加明显,国际竞争可控化与国际关系机制化、有序化增强。致力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绝大多数国家都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发展问题上。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行为日益受到国际法、国际舆论及国际机制的约束,可控性和可预见性提高。

    此外,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出现,也得益于我国自身的努力。在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建设上,改革开放30多年见证了我国逐步由一个国际体系游离者到体系积极参与者、倡议者乃至建立者的角色转变。在与大国的关系上,刘江永指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处在同步协调、改善发展的阶段。中国无论是与美国、俄罗斯、欧盟国家还是日本,都没有出现一边热另一边就冷的局面,总体走势上都在向前发展。由于中国在东盟、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周边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努力,以及中国与大部分陆上邻国边境纠纷的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可以说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间。在两岸关系上,大陆更是以全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在增进两岸经济合作、政治互信上做出了坚实的努力,台海形势可谓是前所未有的缓和。此外,同非洲、拉美及中东地区国家,也都保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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