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调整的基础上，中国在政策体系上应该因全球政经新框架加以改变。在外交、对外贸易、市场开放、对外投资、金融改革、文化建设、意识形态、新闻自由、民主、人权、政府改革等多个领域，都要着眼于新的全球化背景来制订和出台相应的政策。
此外，中国还要在组织体系，尤其是在利益团体层面上，培养出一支亲中国的、有强大影响力的非政府精英政治力量（ngo）。未来这支力量将在应对类似奥运圣火传递之类的国际事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政策角色。
与西方的斗争应该限制在“精英政治”层面，“”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事件，已经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绪。以反对西方偏见、反对“”、反对抵制奥运为主旨，国内的普通群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举行了大量自发的抗议活动。
但在这场中西方冲突之中，迄今为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这是一场中国政治精英与西方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西方，对中国的“示威”并未演化为民族主义推动的大众政治，而是有代表人物在发挥作用；第二，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尚未到达经济层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西方精英政治高度排挤，这是很明显的。西方媒体从来都是精英政治手中的工具，因此它采取了羞辱的手段，通过对事实的视而不见来羞辱中国。他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告诉中国：必须做出政治环境的改变。在事件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这次的浪潮只是由少数人策动和参与的活动，只不过这少数人却具有极大的标志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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