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学培养的就是大国所需要的文化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权贵的代名词,而是具有超越性智慧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在于拥有一种学历或从事某种世俗职业,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或者拥有一技之长,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人。他们以追求智慧为目的并以之为最高价值,与任何世俗政治或经济的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对于历史、现实以及外部环境保持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决不趋炎附势、苟同流俗。因此,他们代表社会的良知,他们维系着社会的理性,他们给社会生活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带来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文化精英引领的才是真正有自信、有教养、有作为的现代大国公民。现代公民不同于传统王权社会下的子民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为生存而挣扎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应当是有独立人格,有理性思维,有自由意志,有合法权利的国家主人,他们不需要依附于来自身边的、政府的、外来的任何权力与权贵,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同时却能展开高度的分工与协作,保持社会的法律秩序与道德信任。而维系他们的主体地位除了法定的权利,还必须有系统的公民教育。国家的文化教育体系必须超越于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必须首先给予每一个公民及未来公民基本的人格教育和思维训练,然后才是职业能力的培养。
健全的公民社会才可能托起真正的大国政治。通常,我们认为政治有决定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力量,其实这只是权利之外的人们一厢情愿的误解,是传统官本位的思维延续,人们仍然企望来自全能政权的赐予,包括他们选择的自由。什么样的人民就催生什么样的领袖,这至少有片面的道理。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恰恰是公民社会不健全的必然结果,现实中的权力除了维系它本身的僵化秩序之外,其实是无所作为的,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管制,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合理秩序形成,造成的社会混乱可能远远超过给人的合法权利,而秩序的恢复又需要重新加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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