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习惯于以农尉，以商为末，向来是重农轻商的。
只有刘秩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胆地提出，政府也要考虑“利末”，决不能随随便便就“伤贾”。他很明白：社会是一个有机构成，有农也有商，谁也离不开谁，不能说商人天生有罪，赚的钱就是一定是黑的。
“重农”固然不错，否则移出陈胜、吴广来；但是也不能“伤贾”，商人受了无理损害，也移出造王莽反的人。所以最好的政策，是“本末俱利”。
这真是个堪为宰相师的人！
他说的这些问题，在现代也同样存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限制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有人天生就恐惧这两个流通，很怕商人活跃，很怕经济过热。而事实上，经济过热不等于经济失序。
经济过热，不就是经济快速发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在经济发展中，得益的仅仅是商人吗？
在经济总体秩序并没紊乱的时候，却老是怕经济过热，这大概是从古代遗传下来的恐商思潮在起作用。
刘秩早就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要是我们不在这儿谈钱，大概还不知道唐代有如此思想犀利的人吧？
所以，不用远去学希腊、罗马，向咱们有头脑的古人学习就行了。
宋徽宗的书法在钱币上龙飞凤舞请给我一个聚宝盆
古往今来的商人有各式各样的，不能一概而论。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否就一定有“仇富”心态呢？
不一定。
首先，在中国，财富一向也是成功的重谊准，否则不会有“富埒天子”、“富比王侯”这样赞美性的成语存在。
天子、王侯，这是最成功的人了，富到他们那种程度，难道不是成功？
从商业界的孔子——“陶朱公”范蠡开始，一直到沈万三、胡雪岩，名誉都还不错吧？更不要说张謇、卢作孚、范旭东、侯德榜了。
所以，中国老百姓一向还是比较尊重富有者的——只要他的财富来得光明正大。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同是商界人物，为什么过去的大款是民族楷模，而现在有的人却是小丑？
这就是鱼龙之别！
我这里单来说说明初的富豪沈万三。
沈万三，真名叫沈富，是湖州南浔（今浙江吴兴县）人。据说，“沈万三”不过是个外号，因为元末明初的时候，人们把拥有万贯家财的大财主都叫“万户”，而沈富排行老三，所以草民都叫他“沈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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