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还要声明一句：客观地看，张居正不丁忧守制——我指的是辞官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虽然在当时确实是很不正常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说不算什么大问题，甚至还可以说，也许是个正确的选择。
对张居正来说，执政当国的前五年，虽然也进行了整顿，也有改革措施，比如推出了考成法，但是较多的是人事布局的考量，有固位擅权的因素，恰恰是受到诟病的；真正可以称得上改革的实际上就是一条鞭法，而这恰恰是在平息这场以后开始启动的；其他的一些整顿成果，包括整顿驿递、修治水利等，也多是在此事件以后实质性推进的。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张居正丁忧二十七个月，是不是能够回来，还不好说；即使能够顺利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是不是要从头再来也未可知。
而且，张居正没有因父丧而影响工作，他只是在得到讣闻的一两天停止批文件，此后一直在工作；抛开伦理道德及其他的因素不说，这样的敬业精神，哪里去找啊？政策和工作的连续性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也是很难得的。
以我这个事后诸葛亮看，张居正如果是成熟的政治家，如果他能够为顺利推行新政计，那他最好的办法，是采纳吴中行、赵用贤的建议，先回家奔丧，再回京继续主持大局。毕竟，自己的亲爹死了，作为儿子连回家看一眼都不干，怎么说得过去呢？下自在监狱里待决的囚犯，上至高级领导干部，谁还会从内心里敬佩这样的人呢？
如果张居正真的公而忘私，有改革的魄力，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劲头用在改革上，索性就改革这个丁忧制度：父母亡故，回家奔丧，然后就可以回到原岗位上班。那真就是他的大功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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