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弛刑轻，坚持违法必究，刑期无刑。其实这是传统的治乱世用重典的典型表现而已。至多属于整顿的范畴。而且张居正发明了每个省分配死刑指标的做法，要求地方当局必须完成指标，否则就追究责任。这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少议论，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做法是好的或者说是符合当时实际需要的，因此，怎么可以说是改革呢？
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这个方面，固然花了张居正不少精力，成效也很显著，但是，也还是整顿的范畴，他只是把朱元璋时期制定的、被束之高阁的制度恢复起来。如果说成是大改革，未免牵强。
大力修行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首先，这也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做的，只是重视程度、做多做少、实际效果的不同。难道修水利、消水灾、畅漕运，做了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说是改革？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恰恰是没有继承高拱的成果，从而没有跨出新的一步。而这一步可能带来的历史影响，本来必将是十分深远的。所以，这恰恰是他应该受到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
事情是这样的：漕运，是中央高度重视——不能不重视的大问题。影响漕运的最大问题是黄河的泛滥。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巨额经费，来疏通漕运，但即便这样，水道仍然不能保证畅通。这是历代政府非常头痛的问题。高拱极力主张开海运，就是利用近海运送漕粮。可是，开海运，就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张居正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张居正在和高拱合作共事、彼此还比较融洽的时候，就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海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他上台后，更是背弃了高拱的政策，重新执行起闭关锁国的所谓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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