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掳，宋室南迁，曾觌也在这一历史转变之期，流亡江南，不久就做了南宋官员。孝宗登基后，他逐渐受到重用。此词自注云：“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庚寅”为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载“汪大猷为贺金正旦使，俾觌副之。”他们于当年二月完成使命，回到临安。可见，这首词是曾觌在归途中“过京师”所作。
此时的汴梁城已为金人统治四十多年，成了宋金多次战争的边缘地带，已破败不堪。而词人自己也已经六十多岁，回想往昔离开时，还是青年，而今路过，却是白发萧萧，垂老矣。举目所见，那昔日的歌舞之地，宴游之处，已成今日的断井颓垣；那昔日的天街，今日如同地狱般的凄凉。睹物情伤词人既悲去国，又悲流年，于是，便将这万千感慨，一齐注入词中。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我们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今日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今日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今日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今日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
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
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
曾觌
风萧瑟，邯郸古道伤行客。
伤行客。
繁华一瞬，不堪思忆。
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
空陈迹，连天衰草，暮云凝碧。
曾觌词作鉴赏
萧瑟的风声，茫茫的原野。邯郸，这昔日慷慨悲歌行之士云集的北国名城，繁华一时的赵国古都，如今已是烟寒草衰，光沉响绝。唯有那在疾风欲裂的古道上进着一队人马，面对这历史残迹，又怎能不翻涌起沉痛却又无奈的反思？这，就是曾觌一行人的基本心境。
当时正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隆冬，身为贺金正旦副使的曾觌，同正使汪大猷一道奉命出使金国，词中所描述的情境正是他们在邯郸古道上的所见所想。（《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一）。据《宋史》记载，宋高宗赵构在以奸臣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怂勇下，于绍兴十年在向金帝所进表中，卑躬屈膝地答应：“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史称“绍兴和议”这个卖国投降条约遭到广大南京军民的强烈反对。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又准备南侵，高宗进退两难，只好将皇位传与养子赵，即孝宗。赵在太子时期就主张抗金，即位后在主战派陈康伯、胡铨、张浚、虞允文等主战派的支持下积极备战，兴师北伐。由于北伐暂时失利，再加上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主和派极力阴挠，本来就对抗金缺乏信心的孝宗只好同意议和。在公元1164年冬，与金签订了妥协投降的《隆兴和约》。从此南宋皇帝对金虽不再称臣，却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疆界仍维持完颜亮南侵前状况，岁贡由原来的每年银、绢各二十五万两、世，减少为各二十万两、匹。这无疑又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所以对于于有着国之家破之悲的东都故老，却还要到金国去贺正旦的曾觌来说，当然是倍感屈辱的。然而这种屈辱和惨痛又无法逃避。这首词所抒发的，正是词人内心世界的这种痛苦。
词的上阕讲行客之“伤”眼前邯郸古道的连天衰草固足令人神伤，当年转瞬即逝的繁华，也因现今的政治形势和疆界的划分而成为“不堪思忆”的东西了。下阕紧承“古”“伤”二字，结穴于“空”这个观念。
词人在嗟叹前人业绩，往昔繁盛不复再现的同时，也把失地未能收复的感伤之情，揉和于其中，一并抒发出来。至于“伤行客”与“空陈迹”两个叠句的使用，不但符合音律上的要求，而且使这种失落感进一步加深，伤感之情更加浓烈。“丛台歌舞无消息”等句，就明显地透露出了这种渴望却又失望，感伤而又悲凉的情绪。邯郸丛台，本战国时赵武灵王所筑。李白《明堂赋》说：“秦、赵、吴、楚，争高竞奢，结阿房与丛台，建姑苏及章华。”可见丛台也同阿房宫等都曾经是“朝歌夜弦”的宴乐之所。而目前的情况又如何呢？于是曾觌将他在邯郸古道、丛台陈迹上所涌起的种种黍离之悲，兴亡之感，通通淡化在“空”之一字里。所谓“空”实际是希望它“不空”而成了“空”。如此深曲委婉的心思，竟被他表现得这么充分，这么蕴藉，正如张炎所要求的，不但造语“平妥精粹”，而且用事又“紧着题，融化不涩”“不为所使（《乐府指迷》），确实具有相当功力。词的末尾两句的”连天衰草，暮云凝碧“，描绘出一幅十分衰瑟的景象，这是词人内心感情的外化；情景交融，达到了巧妙的程度。对于这首小令，黄叔旸当时就指出它”凄然有黍离之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其实它的价值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象曾觌这样的上层文人，不管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最高统治者联系得何等紧密，残破的家园、积贫积弱的国运总会要不断地扣击他的心，在光荣的历史与屈辱的现实的夹击下，又怎能不流泄出那只能属于自己的反省和呻吟呢？所以我们认为这首词中，所谓繁华一瞬，所谓歌舞陈迹等都寄寓着对北宋灭亡的感叹，和失地未能收复的悲伤。
正是作者通过反思启示着人们：分裂和偏安是不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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