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逸民隐士是指那些志向高洁，确立了一个信念就抱定不放，不肯和现实妥协的人。
比如说伯夷、叔齐，由于不满于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殷朝的做法，“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不肯苟且偷生。所以，孔子说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风范。
但也有次一等的情况，比如说柳下惠和少连。少连的情况今天已不可考证，但柳下惠的情况却是清楚的。他三次做法官，又三次被罢兔。当有人劝他离开鲁国时，他却不以为然，还是要坚持下去。在孔子看来，他和少连已不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是“降志辱身”了，不过，他们的言语合乎法度，行为合乎思虑，具有中正的精神。虽然忍辱负重，但其内心志节还是没有改变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像虞仲、夷逸那样，完全避世隐居，放言高论孔子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做到了清高，舍弃做官也符合通权达变的思想。
至于孔子自己，则是与上面这些逸民都有所不同，主张以积极用世为前提的灵活态度，“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当然并不是不讲原则，在《里仁》篇里他已说过一次：“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适也，无莫也”就是“无可无不可”，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义之与比”，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说得具体一点，也就是“用之则行，含之则藏”。或者用孟子的话来说，“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罢官就罢官，应该做得久就久做，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圣人中的识时务者。
总起来说，逸民隐士也罢，圣人也罢，虽然他们穷达行藏各有不同，但都有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和志向，这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的原则和志向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这是在上面已看得很清楚，因而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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