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既可当历史读,又可当历史哲学读,反映了孔子对于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总结和看法。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中央发号施令,各地执行,是一种正常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也是社会稳定的象征之一。所以孔子把它,作为世道清明的体现。在孔子的眼中,西周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中央失去了集权,已不能够发号施令,或者说发号施令已不起作用。倒是各诸候国,也就是各地方势丸占了上风,自行其是,既制作礼乐又发令征伐,把中央甩在一边形同虚设。东周时代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说自大夫出,甚至自大夫的家臣出,那更是变乱的时代、变乱的国家了。孔子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春秋末期)、这样一个国家(鲁国仲孙、叔孙、季孙三大夫操纵国政,甚至连季氏的家臣阳虎都操纵了鲁国的国政)。一方面,政权从天子下移到诸侯,乃至于大夫、大夫的家臣,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越演变节奏越快,斗争越尖锐激烈,所以,诸侯还可以传十代,大夫就只能传五代,到大夫的家臣,就更是只能传三代甚至更短了。这也是一个规律。
孔子既看到了这种变化,也承认这种变化的客观性,但就主观思想和主张来说,他当然是反对这种变化的,所以他又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大夫当政,这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吗?更进一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老百姓谈论国政不是好事情,也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大家如果生活得很自在,是绝不会去议论朝纲,指点江山的。而一旦到了大家议论纷纷时,即便你到处都贴了“莫谈国事”的通告,也同样是止不住的。止不住就会出问题,民怨鼎沸,政权易位,天下大乱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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