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绝不会发生兴趣；另一方面，又必须去走这种封建制度给他安排的路途。这里便又发生了他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读一读《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读"四书"、深厌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无与高下，也是无从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却记下过他是"贡生""举人""孝廉"等说法。"孝廉"，就是"举人"的别称（虽然清代确曾举过"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举人和贡生二说中，我以为后者较为接近事实（注：贡生说见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时代较早。举人说晚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亦取贡生说。）。但也还不敢遽作定论（注：朱南铣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释》据《八旗通志·学校志》中无雪芹之名，因此断定"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但又说：梁恭辰的话"殆系得自其父亲梁章钜的座师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满洲正黄旗人，曾充上书房总师傅，管理右翼宗学，并两次管理内务府包衣三旗事务），"玉麟有机会接触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档案，此说谅有一定的真实性。"）。 总的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曹雪芹因为封建力量的驱迫，少年时不得不去走科举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只不过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后，便"不干"了。 不过，谈到这一方面，也还是不要忘记历史，只凭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说曹雪芹对科举这种东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错，但这又并不等于说他一定就拒绝参加科考。他在小说中嘲笑"进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来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层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谁行谁不行，大抵怀才之人没有不想使其所怀得有表现的机会的，而在科举时代要想显才也只有应考一条路可走，所以那个时代的才士，尽管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却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而乾隆时候，恰好又是对满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务府人员的报考问题，控制得异常严格，不让他们有显扬才名的余地（注：参看《红楼梦新证》页731-732。）。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当敦诚后来提到雪芹时竟会说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怜我"的话。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会指责说，敦诚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当然，曹雪芹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杂学"的道路。他所选定的，是"杂作"的道路，甚至是比"杂作"还"低级"得多的、为人所不齿的道路--写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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