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你从事“红学”探佚，写这三钗之死，难道没有某种对现实的关照，寄托于内么？那种狭隘的“关照”，如影射、比附，是没有的。但广义的、深层的关照，又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红学”探佚文字里，融化着我的生命体验。我早在１９７８年，就写过一篇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内心深处呼吁尊重个性，二十多年来，这诉求一直贯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长篇小说《树与林同在》，更强化着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孤僻、比较难于被泛泛接触的人理解与容纳的，因此，解开妙玉那“讨人嫌”的性格内核中的人性之谜，于我来说，也确有某种特殊的迫切性。既然“性格即命运”，那么，我的性格，我的直面现实的文字，乃至我的“红学”探佚小说，融为一体，正是我无可逭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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