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与青年“红友”们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探佚。不识面的通讯友，遍于天下，他们有的专门写信谆谆告语：“您得把八十回后的工作完成，否则您数十年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他们的这种有力的语言心意，说明他们对此事的感受是多强烈，他们多么有见识，岂能不为之深深感动？通讯友中也有专门的探佚人材，他们各有极好的见解。最近时期又“认识”(还是通讯)了梁归智同志。当时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上的卓异之材，他把探佚的成果给我看，使我十分高兴。他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这篇序文的目的不是由“我”来“评议”《探佚》的具体成果的是非正误，得失利害，等等，等等。只有至狂至妄之人才拿自以为是的成见作“砝码”去秤量人家的见解，凡与己见合的就“对了”，不合的都是要骂的，而且天下的最正确的红学见解都是他一个提出来的。曹雪芹生前已经那样不幸，我们怎忍让他死后还看到红学被坏学风搅扰，以增加他那命运乖舛之奇致呢？《探佚》的作者的学风文风，非常醇正，这本身也就是学者的一种素养和表现。他的推考方法是正派路子，探佚不是猜谜，不是专门在个别字句上穿凿附会，孤立地作些“解释”，以之作为“根据”。他做的不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又能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知所取舍，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他的个别论述，有时似略感过于简短，还应加细，以取信取服于读者，但其佳处是要言不烦，简而得要，废文赘句，空套浮辞，不入笔端。
为学贵有识。梁归智同志的许多优长之点的根本是有识。有识，他才能认定这个题目而全面研讨。
这是他着手红学的第一个成绩。在他来说，必不以此自满，今后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的私颂。
这篇短序，挥汗走笔，一气呵成，略无停顿。虽不能佳，也只好以之塞责了，它只是替《探佚》说明：这不是什么“本”上之“末”，“节”外之“枝”，正是根干。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四日
酉中.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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