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之疑-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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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叙性、自传性”小说与“生活原型”
    关于“自叙性、自传性”小说与“生活原型”

    “自叙性、自传性”小说是传记文学与小说相结合的产物,美国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说:“现实主义小说在处理大量人物和长时间跨度时像历史,在集中于一个主人公时接近传记和自传。”“自传是有关个人如何成长或自我如何演变的故事。”③“自叙性、自传性”小说,虽然已掺杂虚构的因素,但因“集中于一个主人公”,与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有关,也就是说有“生活原型”。与小说有根本的区别。

    所谓根本的区别,是主要表现在作家的主体上,谁在叙事?

    作家的主体性表现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徘徊”。“自叙性、自传性”的小说借助“生活原型”进行创作,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历史风貌,以及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都与“生活原型”相去不远,不仅打上了“生活原型”的家族特征和印记,而且与“生活原型”基本相似,细数年轮,可以找到生活实录的足迹。受“生活原型”的制约和束缚,其叙事如“死象之骨”式的还原,强调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红楼梦》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曹雪芹主体创造的一部小说。

    那么《红楼梦》“自叙性、自传性”的理据,从何而来?刘心武把《红楼梦》看作是“自叙性”、“自传性”的小说,是有由头的。

    这提法最早出自胡适先生,他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孙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④胡适这个“自叙性”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新红学派有许多人都是沿着这条路去考证的,其中周汝昌先生将“自叙说”,发展到了“曹贾合一”的极致。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是《红楼梦》背后有一个曹家家世,也就意味着有“生活原型”。“自传说”的“原型”根据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曹家家世史料,一是脂砚斋批语。周汝昌先生就是靠脂砚斋批语,印证《红楼梦》的“自传说”。初版《红楼梦新证》第八章《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一节,所引60余条脂批,其中有关贾宝玉的,摘引以下十几条,可以看出脂评总是指出宝玉是有“生活原型”:

    第一回写石头“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甲戌本侧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

    第三回在王夫人说:“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时,甲戌本侧批:“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

    第五回在袭人册子上“谁知公子无缘”。甲戌本侧批:“骂死宝玉,却是自愧。”

    在判词“生于末世运偏消”,甲戌本侧批:“感叹句,自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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